1961年冬，我寫了兩首新詩，一首是《鳥兒》：“不，不能夠沒有鳥兒的翅膀/不能夠沒有勇敢的飛翔/不能夠沒有天空的召喚/不然，生活是多麼荒涼”

另一首是《宮燈》，“點點暗紅的宮燈/像城市的美麗的眼睛/顧盼我吧，我也注視著你/心中溫煦如干罷醇酒”

形勢已經有了一點鬆動，處境（表面上）已經有所好轉，至少算得上是人民了。我的心情已經有了一點溫暖，三面紅旗仍然高舉著，但斗的勁稍稍平緩了一些，知識分子和一些相對比較實是求是一點的幹部們，不敢相信但仍然充滿幻想，也許終於能夠做一點事情了？

1962年春天，我正在三樂莊大田幹活，收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約稿信，編輯張慕蘭，評論家許覺民的愛人，要求與我見面。當然這封信是楊述的愛人韋君宜（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關照發出的。確實，除了愛人的溫暖支撐住了我以外，我一直有“貴人”相助。我的經歷，我的為人，我的所謂“才”，使我很少處於絕望狀態。在整個反右過程中，中國青年報張總編輯、佘副總編輯，也一直關心著我，他們的多次談話幫助了我度過這樣一個艱難的時刻。我至今記得佘世光同志的名言：“不論什麼情況什麼事情，不能有對黨的絲毫不滿，不滿像種子，它會生根發芽長大，直到不可收拾。”但後來1959年，他被當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批了一通，不久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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