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在“鳴放”的關鍵時刻，我在工廠接到通知，說是市委將派車來接我去機關看一個檔案。我等了幾個小時，又通知我不去了。

後來我明白了，這是我的命運的一個關鍵情節。毛主席在當年5月15日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問題，批判修正主義的問題，給高階幹部看，先在高階幹部中做好從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到反對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導思想的轉變。當時有一種說法，就是對於那些要重點保護的黨內外人士，可以提前給他們打招呼，給他們看這篇文章。我是怎樣從可能被重點保護，經過一個下午，最多兩個小時，改為不再保護了呢？詳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禍也不是我能說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認定，這不是市委的事。當時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原團市委書記張大中後來曾經明確地告訴我，市委宣傳部未過問過我的劃右派的事。他說市委文教書記楊述還曾提出王蒙的運動中的“問題”由市宣傳文教口抓，但有關黨委部門不同意，王既然是團幹部，就不能特殊，只能由黨團口抓。其中含義不難推測。市委主持工作的副書記劉仁同志，對我也是呵護的。我在六十年代由作協出面調動去了新疆，他事先不知此事，後來知道了，很不高興，他身邊的人告訴我，他自言自語幾次：“怎麼調到新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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