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能說這一段我完全喪失了文學的“靈感”。1956年秋末冬初，我發表了短篇小說《冬雨》，1957年初春，我寫下了，《尹薇薇》。

《冬雨》取材於我的一次真實的經歷。初冬，陰雨漸漸變成了霰粒，低氣壓，壞天氣。我的小說的開頭的第一句話是“今年的天氣真見鬼”。公共汽車，擁擠的人群，不文明的推搡與碰撞，低鬱的心情。近似“多麼野蠻的生活呀……”的契訶夫式怨尤——當然沒有出現同樣的句子。這時有姐弟倆在車窗玻璃的霧氣上畫指畫，畫得很好，使粗鄙的乘客們出現了笑容，出現了一點美好的光輝。

這裡有契訶夫，而且有泰戈爾：把兒童看作天使，把童真童心視為良藥，追求一種純淨、快樂、如嬰兒赤子式的返璞歸真。也許事後回想，其中還有老子，“能如嬰兒乎？”“如嬰兒之未孩”。

我寫得簡練而且自然。是內心流淌出來的散文詩。只用了兩千字。一口氣寫罷，全不費功夫。整好年底這一期《人民文學》編一期短短篇小說的專號，拿去兩週，發出來了。估計是抽換了其他稿件的。

原團區委的領導劉力邦同志轉來一封讀者來信，十分地感動於此篇，並說到了才華呀契訶夫呀什麼的。劉力邦還特別囑咐我讀了這樣的信不要驕傲。

也有一些文友在稱讚此篇的同時說：“怎麼你的作品中出現了淡淡的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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