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我被調入團市委時候，被認定的優點有思想清楚、看問題尖銳、動腦筋等等。此外，我從劉楓同志身上已經學到了一個本領，不論群眾如何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都要從大處高處總結幾條：革命在前進，群眾的覺悟在提高，我們的工作成績顯著，新的積極分子正在湧現之類。聽了這樣的分析，人們會立刻得到一種登高望遠、心曠神怡、團結一心、大有希望的感受。站得要高，看得要遠，永遠充滿信心，永遠從容有定，這是我的童子功，這影響了我一生。

但很快我就暴露了自己的少年的天真幼稚與心態上生理上的不符合工作需要的一面。例如，晚間開會時我會坐在椅子上呼呼入睡。從高中失眠起，我一輩子嗜睡，認定睡眠是健康與事業的首要保證。而那時的團市委幹部的一班人（百分之九十七來自大中學生地下黨員）的積極性的首要表現是熬夜加班，越到子夜越到假日，尤其是大年初一啦，新年節日啦更是絕對地不休息不睡覺，加班奪取革命的徹底勝利。而我對此深為反感，我不明白一個革命者怎麼可能只知道忙碌卻忘記了從事業的輝煌與生活的壯闊中汲取真、善、美的靈感。我當時已經知道了一個詞兒——事務主義，怎麼這麼多的事務主義者啊。我也相信列寧的名言：不會休息就不會工作。我堅信累過了頭一定要自我休整。我“精神”不夠用，時有丟三拉四，把領導佈置的事情忘掉。我要玩，要有時間旁觀欣賞。當會議沒完沒了，車軲轆活越說越多的時候，我會突然魂不守舍去欣賞窗外的麻雀與雲霞，燈光與有軌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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