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生活十二年而不會開車，對許多人來說簡直不可思議。我喜歡乘公共汽車和地鐵，擠在三教九流裡觀察他們的衣著、舉止，“竊聽”他們的談話。舊金山市內有一趟公共汽豐縱穿唐人街，乘客百分之八十是華人，我可以從他們的裝束、神情，偶爾一兩句和司機的對話，大致判斷出他們是新移民還是唐人街老街坊，他們的職業或經濟狀況。乘公共汽車的人多數貧窮，往往有殘疾者和精神病人。一次我聽一位精神病人獨白，竟聽到不少可以為之喝彩的句子。美國的生活自由、獨立是沒錯的，但人和人之間的隔絕非常可怕，我想正是這隔絕要對越來越多的獨白狂們(如我在公共汽車上遇見的那位)負責。我還會去挑起一場閒聊，走運的時候可以浮光掠影地獲得一點他人生活的印象。

我有一些女朋友是閒聊好手，會把她們熟人的、或者熟人的熟人的故事講給我聽。漸漸這使成了我的習慣，只要這些女朋友打電話來，我就戴上耳機(這樣可以空出兩隻手，該切菜還切菜，該熨衣還熨衣)，聽她們柳上一個來鐘頭。我不少短篇小說是從這兒得到啟示的。尤其是細節，若有一兩個極其獨特和傳神的，就使我的想象蠢蠢欲動起來。

成花兒與少年》是這類貌似胡址的談天的結果。當然百分之九十是我的想象。原始素材中的一些人物啟發了我對“Displaccmcnt”一詞的思考。“Displaccmcnt”意為“遷移”，時於我們這種大齡留學生和生命成熟後出國的人，“遷移”不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和感情上的。納博科夫十九歲離開俄國之後，從來沒有擁有過一處房產。因為沒有一座房屋感覺上像他少年時的家園。既然沒有一處能完成他感情上的“家”的概念，沒有一處能真正給他歸屬感，他便是處處的歸而不屬了。因此納博科夫的一生，除了租房就是住旅店，似乎把沒有選擇的流亡變成了有選擇的“自我流放”，使無所歸屬的不適(甚至痛苦)反過來營養他的感情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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