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九月，從法國回來的賀叔叔在旅館的院子裡看見一個二十九歲的少婦迎著他走來。一身編素，是那種看透各種豔麗顏色之後的單調陰沉。他皺起眉，眼睛從老花鏡上方看出去，看著少婦開始微笑。他坐的木椅是我曾坐過的，就在他和我爸爸離亂後重逢的那個早秋的黃昏。又是黃昏黃花。他膝上放著一摞手稿，上面是我父親的手跡，無可挑剔的、世代相傳的嚴體小楷，共有六十萬個字——幾百萬個橫、豎、撇、捺。賀叔叔一邊讀一邊以一支紅鉛筆在稿紙空白處寫下意見。他此時看出少婦是衝他來的。少婦叫一聲：賀叔叔好久不見啦！

是我。

全知道：我爸爸剛修改完第三稿；第二稿賀叔叔意見很大，紅鉛筆塗得稿紙頁頁掛彩。我爸爸只得重新來。

他站起身，稿子有磨盤重，被他吃力地搬到一邊，為騰出空位讓我坐。他朗朗笑道：又認不出來了，女碩士了嘛！

我說：這字同我爸爸的一模一樣。我裝得爛漫無知。

他說：這一稿他寫得不錯，再改一改就叫出版社來拿了。你爸爸。只有我知道他是這一代作家裡最用功，又有功底的一個。

我緊咬牙關，他當然最知道，也最知道他背叛來背叛去卻無力背叛他自身。他那動不動就作痛的良知、疚愧。

一文不值，我這樣對舒茨講：最廉價的就是良知；扔給偽裝成越南戰場傷殘的老兵的乞丐一個銅板，其實你的偽裝比他的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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