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五月的晚上，我正忙著結婚和畢業，賀叔叔來了。我開啟門，請他進來，他陰沉地笑一下。

他問我：你爸爸去哪裡了？

我說他不會走遠的，去散散步，要不就去路燈下觀一局老頭們的棋。他自己不太捨得花時間下棋了。我請他進來坐、請他進到我們剛剛分到的新居里來。文人們陸續遷出旅館，搬進石膏和油漆味十分新鮮的六層樓。賀叔叔一個人還留在旅館。說是他看下屬們為房子爭搶實在看不下去，他寧可等到最後。

我說賀叔叔你可越來越精神了。

他沒有怎麼聽進去，微微笑一下。尖口黑布鞋的皮底踩在地面上吱吱地響、他答應坐下卻仍咯吱咯吱地慢慢踱步。我剝開一支嫩黃色巨大的非洲香蕉，送到他面前，我完全不像瓜棚時那麼認真地笑，說：省給你吃的！他又微微一笑，看我多麼會在長輩晚輩之間，男人女人之問鑽空子。

我媽媽從臥室出來，肩上搭著一條已織成的毛線褲腿，看看賀叔叔臉上的重重心事，說上禮拜六叫她爸爸去找你來吃晚飯，你也不在！

賀叔叔搶白，臉還是帶笑的，誰說我不在？他根本沒有來找我！

他轉向我：小夥子，得好好看著你爸爸！

我媽媽臉一仰，笑著說：大不了就是兩個女孩子纏上了。

我忽然聽出一種較量。

我媽媽經歷了文革變得潑辣強悍，典型的基層文藝幹事作派，熱情而咋呼。她對賀叔叔說，那茶葉筒裡是好茶，昨天下面縣文化館來人帶的，我說我給賀叔叔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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