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

鄰居家的收音機都沒熄，一會是合唱《雷鋒我們的戰友》，一會是新聞：“省委領導同志參加了這次罕見的大豐收，為顆粒歸倉作出貢獻。”

我爸爸在帳子外面看了一眼母女倆。寂寞得很，跋著拖鞋走開了。

不，我爸爸從來沒愛過我媽媽。是的，有時不需要愛情，我們中國那時有許多不幸和危險，把一個個家庭綁在一起，比愛情牢固多了。危險一過去，解體就開始，我的朋友們都在九〇年代陸續離了婚。

我媽媽可能也不愛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險和製造不幸的秉賦吸引了她。她在隱約的危機中，生髮了她那學生腔的戲劇性激情。現實成了種假設，她的行為於是被放在舞臺式的考驗中。臆想的流亡和迫害，悲劇人物感，她感到人和人的關係，婚姻的關係有了個悲劇的命題。她滿足，出身市井家庭的媽媽，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幾輩子的安分和平凡，對於驚世駭俗的潛隱嚮往一點點積累。我媽媽就是這個積累。她需要我爸爸這樣能力高卻註定受貶抑的人。這種人和任何一個當局都處不下去。

我媽媽在認識我爸爸的第二個禮拜向他借了一本書。還書時她夾了個紙條，上面寫：我要嫁給你。

你看，並沒提到愛情。

書？或許是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別林茨基的文藝理論，都有可能。反正是最煥發學生腔的書。什麼“田畔中殘存的野花，往往比燦爛的花束更迷人”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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