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格蘭出現在她辦公桌前，拎一件運動絨衣，帶一頂棒球帽。若不是他肩上背一隻旅行包，包上有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的標籤，她會認為他直接從長跑途中來。這人說，好，像個童話故事的結尾。喬紅梅說，假如照此結尾，真的就成了很甜的童話。她關掉電腦，納悶地想，她怎麼了?把這人當懺悔神父，還是心理醫師?這是不是也是種自淫?

石妮妮在階梯教室門口叫她：“紅梅，出事了！”

她兩隻胳膊在頭頂上亂舞，露出新剃了毛的乾淨腋窩：“那個密語者昨晚上來了信!”喬紅梅叫她講中文，也不必那樣“花腔女高音”。

妮妮告訴她，密語者是個二十歲的小女生！昨晚她對妮妮密語了大半夜，說她害死過一個人。她的五根細長手指緊抓住著紅梅的小臂。“我問她，害死的是誰，她到後半夜才把事情大概講完。”

事情是這樣，自稱女孩的人在六歲時接受心理醫師的催眠療法，說出一樁****案。心理醫師用了兩年時間，把女孩在催眠狀態下提供的線索拼揍起來，推理和破譯，終於診斷出女孩在五歲到六歲之間，連續遭受父親的強暴。這段創傷性記憶被女孩完全忘卻，又被催眠術復活。這便是女兒把父親送上法庭的證據。法律訴訟費用使父親幾乎破產，輿論又摧毀了他的名譽。父親在給女兒留的遺書中，要她明白他是含冤離去的，他們父女是一場迫害的犧牲品。女孩長大以後，漸漸意識到父親很可能是受冤枉的，童年的她受了心理醫師的誘導，而被誘供的證詞又經過斷章取義的連綴，經過想當然的詮釋，得出了一個醜惡的結論。成年後的女孩認為人不可能完全忘卻一段巨大創傷（不管弗洛伊德怎樣假設人類記憶的抹殺力），假如這樣的創傷能被忘卻，只能說明它根本就沒發生過。喬紅梅讀完妮妮打印出來的電子信，目光落定在最後的段落上：“這是我最後一次和你通訊。我知道，我使你失望了，因為你的原意並不是要找一位我這樣的女友。”失望也是拼錯的。少一個字母。她問妮妮，相不相信密語者是個二十來歲的女孩。石妮妮說她早亂了，不知該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她們此刻在操場上。小城的一半人似乎都集中在這裡，看一群激進學生燒國旗。離這兒兩小時車程的舊金山反戰已反了兩個月，小城剛剛有這麼一個大動作。一個學生用高音喇叭在朗讀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講詞”我有一個夢想”。其他學生已把國旗降下來。這座大學城的公民和其他地方一樣，百分之六十五以上超重。超重的公民們此刻一聲歡呼，警車到了。火同時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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