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來西亞文藝營開幕式上的講演
我稱自己為“中國文學的遊牧民族”之一員,自然是帶點戲言意味的。這其中有我的幾許苦惱和幾許樂趣。我想,像我這樣遊散於祖國本土之外、在地球各隅以華語寫作的人,會體味我的苦樂參半的,感受。
所謂“遊牧”無非是指我們從地理到心理的社會位置:既遊離於母語主流,又處於別族文化的邊緣。遊牧部落自古至今是從不被別族文化徹底認同,因此也從不被異種文化徹底同化。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從而出現自己的更新和演變,以求得最適當的生存形式。這裡生存形式決定我們在文學中的表達風格,決定我們的語言——帶有異國風情的中國語言。
像所有遊牧民族一樣,我們馱著無形的文化負載,從離開祖國海岸線的那一時刻起,就開始了永不會停駐的跋涉(一種無形的苦旅,一種即使有了土地所有權也不可能徹底消除的離情別緒),於是,我們的語言有了獨特的聲調、語氣。
對於我來說,沒有不好的故事,只有講得不好的故事。海外作家的遷移——這個似乎永遠未完成,有時己翻越了幾個世紀的遷移過程使我們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有故事可說。然而述說故事的語言決定它是否有聽眾,是否能在自己的母語語境中,以及在超越母語語境,即在人類思想和情感的境界中擁有儘可能大的聽眾群。我們與第二故鄉(我們所移居的國度)的人們共享同一種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與他們有著相似的生存經驗,這似乎是我們文學創作的優勢,使我們筆下的故事背景和人物行為易被認同(而不像許多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故事,讀者對這些故事的審美首先要具備對大陸半個世紀來的歷史知識,包括對頻繁發生的政治運動所發生的特殊環境與語言之知識)。這種語言習慣甚至比方言或術語更難懂得。西方有不少成功的作家(如俄國的流亡作家普寧、那波可夫,猶太的辛格,以及近年流亡的智利女作家阿言德,捷克作家昆德拉),都是在母語語境之外,以母語寫作。參照這些作家,我們這些中國文學的“遊牧者”們並沒有躋身於那個更為環球性的文學“遊牧部落”中去。同樣,似乎更為不幸的是,我們在中國本土的文壇上,也只有一個近乎虛設的位置。因為我們的生活經驗對於中國讀者是遙遠的,是不切題的。他們對我們的語言感到別具風情,但這語言所砌築的故事僅使他們好奇,整體上是隻能類屬中國文學的一個少數民族,並不能進入主流。這似乎又讓我們感到劣勢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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