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梅新先生
十月三十一日,我應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邀請,到吉隆坡擔任“花蹤文學獎”的評審。飛機上坐了十多個小時,又在臺北機場轉機,到了吉隆坡粗粗一算,整個行程已二十四五個小時之久。然後便直接進入決審會場:評說、投票、爭論、表決。都完成了,已是晚上九點,滿頭仍轟鳴著飛機的嗡嗡聲,晝與夜在我主觀感覺中,是翻了好幾個筋斗的。總算坐在了飯桌上,那是三十多小時以來第一頓真正的晚餐。喝了幾口透心芳香的鮮椰子汁,始終懸在空中的飢餓感和倦意才開始在我身心著陸。同桌的人都倦倦的,唯有《星洲日報》的主編簫依劍,還是緊緊地上著發條,周到細微地照應著每一個人。這時,鄰座的張錯忽然提到梅新。我是知道梅新先生正在生病,住進了醫院,我一直做著到了臺北馬上去探望他的打算,然而張錯卻告訴我:“梅新已過世了。”我盯了他半晌,他只得把這訊息又說了一遍。這一遍是添了確切時間、地點的。
我念叨著“怎麼可能”之類的話,心裡卻很明白,正是像梅新先生那樣生命力飽滿的人,會在某一天倉促長辭。八月份,我的母親也是這樣匆匆走的。這樣的生命如燈炬,要麼就通明的亮,要麼就徹底熄去。
我就那麼坐在餐桌邊,偶爾以筷子送一兩口食物到嘴裡,卻嚼不出葷素。八年前,我和梅新先生是以書信結識的。那時我發表了《栗色頭髮》、《我不是精靈》等短篇小說,他總是每每來信鼓勵,雖是短語三五行,熱情與真誠卻飽含其中。那是我剛到美國最艱難的子,每天上學、打工,芝加哥大而冷漠,常在撲面的飛雪裡橫跨十個街口,從打工的餐館奔到學校,時而感覺做烈士的豪壯。而烈士都是有虔誠信仰的,我卻正處於所有信仰都被粉碎的時期:婚姻的、愛情的,一切。無信仰而做烈士,剩的就只有純粹的孤苦。每回只是在收到梅新先生的信時,心裡才感到世界不全然是荒涼。梅新先生每回都親筆寫信給我,通知我哪篇小說被採用。他的語言是詩人式的,有股很大的歡樂在裡面。他對我作品的讚揚,也是毫無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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