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紅海洋

抓革命，促生產———這是我上臺以後的工作中心。但是，桂枝死了，給我帶來的最直接損失是，每天睡到半夜，姑女紅花會突然醒來，大哭著要她的母親：“我娘哩？我要我娘”這哭聲尖直犀利，如魯迅的偉大匕首，劃破漫漫長夜，弄得我徹夜不眠，耗損了我來日的許多精力。自然，我的母親從崗上搬下來了，回到了他兒孫們的身邊。鎮政府在程崗大隊召開群眾大會，宣佈了新的革委會名單後，母親把飯端到我手裡，怯怯地問了一句話：“愛軍，你給娘說實話，你丈人下臺是不是因為你？”我說：“娘，是他自個兒犯了錯誤哩。他煙癮發了，敢從《毛主席語錄》上撕下一頁紙捲菸抽；他孫子拉屎了，找不到紙和石頭，他敢從毛主席的書上撕下一頁給他的孫子擦屁股……毛主席的書是啥兒？那就相當於過去的聖旨喲，你說過去誰敢對聖旨說個不字哩？見了聖旨誰敢不跪哩？不跪就要殺頭呢。眼下新社會，民主了，不用像對聖旨一樣對毛主席的話磕頭了。不用磕頭了你就敢撕下捲菸嗎？你就敢撕下給孫子去擦屁股嗎？”我說：“正好那一頁上還寫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那段話，要不是他瘋了，槍斃他也不是沒可能。”母親便將信將疑地又挪著她半大的腳兒去給他的孫子、孫女端飯了。此後，我偉大的母親承擔起了照顧革命家庭的全部擔子和義務，每當紅花半夜哭醒時，我就見母親把紅花攬在懷裡搖來搖去，見我揉著眼睛從西屋（我一個人搬進西屋睡去了）到了東屋裡，母親就會說：“睡去吧，你明兒還有村裡的一攤兒事，既做了幹部就給人家幹好些。”我的娘是這個魚目混珠的人世上最聖潔、偉大的人。我不知道她用啥法兒使紅花半夜不再啼哭了，使紅生半夜睡著也不再磨牙說話了。走了桂枝，回來了我娘，家裡的地總是潔潔淨淨，桌子和桌子上的主席像、紅寶書及牆上貼的“語錄畫”，也總是鋥光發亮。葦蓆總是卷著靠在門後邊，凳子不坐時總是放在屋裡界牆下。讀了一年級的紅生的書包放學後總是扔在院裡或者屋子的腳地上，可過不了多久，那書包就又總是掛在牆上了。娘使我能夠專心投入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運動了。在冬閒的日子裡，我首先用水泥把“二程故里”的牌坊糊了一遍，塗上紅漆，描上彩邊，寫上宋體大字，左邊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右邊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橫額是“新的聖地”，我在程崗各戶的牆上用白灰摻上細碎的頭髮，都泥出了二尺寬、二尺五寸長的一塊白色壁板來，在那壁板上一律用紅漆畫了邊，用黃漆噴塗出了幾行字：“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派人去把十三里河上的大柳樹伐了幾棵，賣掉後統一購買了毛主席的巨幅畫像和相當於對聯的兩個長條幅，左邊條幅的字仍然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右邊的也仍然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把這些畫像和條幅統一發放到各戶群眾家裡，統一貼掛在各家上房正屋的迎面牆壁上。我在各個生產隊的每一塊田地的頭上統一製作了一米見方的大木牌，木牌統一面向日出的東方，寫了“三忠於”那三句火熱滾燙的話：“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我發動黨員、團員、青年和退伍軍人，以“一幫一，一對紅”的方式，讓識字的幫助文盲，先進者幫助落後者，年輕的幫助中年或老年，子女幫助母親或父親，要求70歲以上的老人儘量得會背毛主席語錄30條；50歲至70歲之間的儘量得會背50條；30歲至50歲的人必須得會背80條；16歲至30歲的必須至少會背100條。我以革命委員會的名義通知程崗學校小學升級時分數高低無所謂，不及格或者零分也可以，但必須得會背毛主席語錄50條，小學升初中，除了背那50條語錄外，還必須會背“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用一個冬天的時間，絞盡腦汁，四處取經，在程崗創立了“三統一”（門前統一、家裡統一、田地統一）和“一幫一、一對紅；全村老少學毛選”的火紅局面。我採取了超額背會毛主席語錄者，以條數獎工分（1條10工分）；不會背的罰工分（少背1條罰20分），若有抵抗情緒者，立馬戴高帽子游街示眾（共有39人遭此懲罰）的獎懲制度，使村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除瘋子、病人和弱智者）都處在火燙的紅色環境裡。像人人都是煮在鍋裡的魚一樣，驚恐亂跳，嘰哇亂叫但誰也出不了鍋口。我深刻地明白一個道理：環境就是一切；環境創造一切。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在延安你很可能就是革命者，在敵佔區，誰又能保證你不是反革命的兩面派？我希望我能創立一個全縣獨一無二的新的“紅色革命根據地”，希望程崗成為一塊新革命的實驗田。一個冬天下來，我的努力成果累累，豐產豐收，使程崗的革命在寒冷中，紅流滾滾、如火如荼、火星飛濺。大街小巷的牆上都寫滿了革命的標語和口號，村裡村外的榆樹、槐樹、皂角樹、泡桐樹、楝樹、椿樹上都掛滿了革命的蘋果和革命的梨（掛滿樹枝的塑膠薄膜上，都畫著梨、蘋果、柿子、桃、杏等，這些果實上或果實的邊上都寫有一段語錄或是一句毛主席的話）；天空中紅色飛舞，街道上紅味四溢，地面上紅花開放，家庭裡紅桌紅床紅箱子。紅色的海洋紅色的湖，紅色的山脈紅色的田，紅色的思想紅色的心，紅色的口舌紅色的語。姓張的見了姓李的，說：“‘鬥私批修’———你喝沒有？”答：“‘節約鬧革命’———我喝過飯了。”問：“‘要破私立公’———你喝啥飯？”答：“‘不破不立’———老樣兒，紅薯湯。”張家要到李家借東西，推門進去見了人：“‘為人民服務’———嬸，你家的籮筐讓我用一用。”嬸忙說：“‘我們要發揚白求恩精神’———你拿去用吧，新買的，愛惜一點。”說：“‘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知道了，謝謝嬸。”在那段日子裡，你如果有機會走到程崗大隊，你就會明白啥兒是“新時期紅色革命根據地”，啥人才是“心明眼亮鬥志昂”。在宣佈我當村革委會主任那一天，四十五歲的平頭王鎮長在群眾大會散了之後，把我叫到會場一角望著我，問：“你24歲了？”我說：“25歲了，復員一年了。”說：“愛軍，你覺悟很高，是塊革命的料，但你聽我兩句話，一是革命不要砸了二程寺，北京連故宮牆上的一根茅草都沒動，你要砸了程寺就砸了姓程人的心，就要失掉民心，得到寡助了。二是一定不能忘了抓革命還要促生產，農民是以食為天哩。”我說：“你放心，王鎮長，我明白凡是革命文化遺產我們都應盡力去保護。我知道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產；革命是前提，生產是結果；革命是條件，生產是目的。”我那樣說時王鎮長以驚奇的目光望我一會兒，拍拍我的肩膀道：“那你就好好革命吧，組織信任你。”（我沒有意識到他這話正是他顛覆社會主義巨大陰謀的一次無意暴露，但後來，是我的智慧將他揭發出來了。）我知道王鎮長並不一定真的信任我（他是老鎮長程天民的人），可我革命的言行舉止把王鎮長征服了，王鎮長對我無可奈何了。我在程崗創造的“三統一”和“一幫一”活動，被我和紅梅寫成《程崗學毛著經驗材料之一》，寄給了縣委、縣政府，寄給了《九都日報》和《河南日報》，沒想到縣裡還沒反應過來，《九都日報》和《河南日報》都在春暖花開時同一天登將出來了，還都加上編者按，稱“程崗的經驗是全地區和全省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學習的榜樣”，於是，程崗果然成了全縣革命的試驗田。同年3月，程崗大隊被縣政府名為“紅燈塔大隊”（取延安寶塔之意），而我自己則被縣委命名為“農民革命急先鋒”的榮譽稱號。兩面紅綢黃字的錦旗，赫然掛在了大隊部的會議室。這是我革命初獲成功的偉大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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