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秋天，我讀了很多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書——也許讀完了全部。赫爾克里·波洛系列、馬普爾小姐系列，《尼羅河上的慘案》《斯泰爾斯莊園奇案》《高爾夫球場命案》《寓所謎案》《東方快車謀殺案》。我在地鐵站、熟食店或獨自一人在床上讀這些書。

對普魯斯特 90 細緻的心理描寫，對托爾斯泰豐富的敘述技巧，你儘可以大加讚賞，但你不能否認克里斯蒂女士的作品令人愉悅，她的作品會給你極大的滿足感。

是的，這些作品是程式化的，但那也正是它們如此令人滿意的原因之一。每個角色、每個房間、每件兇器既有創意，又令人眼熟（來自南威爾士的老處女扮演印度后帝國主義的叔叔，錯放的擋書板代替了園丁小屋裡架子上層的一罐毒狐狸的毒藥），克里斯蒂女士以媽媽給她照顧的孩子派發糖果的節奏一點點製造著小小的驚奇。

還有另一個讓讀者感到愉悅的原因——這個原因哪怕不算更重要，至少也很重要——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裡，每個人都會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不管是繼承遺產還是過苦日子，相愛還是失戀，死於頭部重擊還是劊子手的索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中的男男女女——無論年齡大小、地位高低，最終都要面對屬於自己的命運。波洛和馬普爾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心人物，他們只是宇宙原動力在黎明時分建立起來的、錯綜複雜的道德平衡的執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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