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大個校園，那麼多學生住裡面，居然有個門兒敞著沒人管！這下好了，出了命案才知道把安全問題提到第一位。”

“哪個門敞著？我記得洛大每個校門都有監控和安保人員。”柳至秦說。

“南邊都有，但北邊有個門只有門框沒有鐵門，更沒有攝像頭和門衛。”袁昊說：“這事我也是才知道。所有的監控都調了，不是啥都沒查出來嗎，我就問有沒有遺漏，畢竟兇手是晚上11點多騎著三輪車進來，那時候叫外賣的學生已經不多了，他正常走校門的話，我們不可能看不到。這一問對方才說，北區有個門，因為太偏僻，幾乎沒人知道，前幾年鐵門被民工拆了賣鐵，校方覺得重新裝個鐵門過不久也會被拆去賣，又不想勞財往那裡安排門衛，就索性晾著沒管。痕檢科的兄弟去看過了，有隱約的車輪印，只有進沒有出，確定是三輪車。”

花崇嘆了口氣，“泥牛入海。只要他躲過監控進入校園，那就很容易與其他送外賣和快遞的人員混在一起。”

袁昊道：“可不是嗎！”

“繼續查吧。”柳至秦點了點花崇的肩頭，“花隊，我去見劉忠貴，一起嗎？”

花崇斜了他一眼，“這話應該是我問你吧。”

柳至秦笑，“那就一起。”

劉忠貴今年71歲，身高不到1米65，乾乾瘦瘦的一個老頭，坐在派出所的警室裡，緊張得聳起肩膀，沒了前一日的輕鬆。

“老人家。”面對老年人時，花崇不像平時那樣強硬，態度溫和許多，將推車的照片往前一抵，問：“您見過它嗎？”

劉忠貴只看了一眼，便更加緊張，臉上的皺紋深邃得像溝壑，結結巴巴道：“沒，沒見過。”

“是嗎？”花崇說：“但你在它的把手上，留下了指紋。”

劉忠貴睜大眼，恐懼地看著花崇。

在他的眼神裡，柳至秦看出了比恐懼更深的東西——內疚與懊惱。

他在懊惱什麼？

他為什麼而內疚？

“我……”劉忠貴枯枝一樣的手緊抓著桌沿，視線從花崇臉上移開，又看向柳至秦。

柳至秦問：“老人家，這個推車本來在院牆外側，靠近平臺的地方。是您將它移動到拐角後，用塑膠布遮蓋住，並清理掉平臺上的腳印，對嗎？”

劉忠貴的肩膀縮了縮，眼瞼往下一垂。

花崇聲線一沉，“你在幫兇手。”

聞言，劉忠貴驚慌地抬起頭，“我沒有幫兇手，是我，是我……”

柳至秦擰眉，“是你？”

“是我殺了那個孩子！是我！”劉忠貴激動得雙手握拳，一下一下砸在桌上，“你們抓我吧，是我殺了他！”

花崇搖頭，“老人家，你冷靜一點。”

“真的是我！”劉忠貴說著從椅子上站起，佝僂著腰，將手併攏，遞到花崇面前，“人是我殺的，你們把我抓去槍斃吧。”

柳至秦與花崇交換了一個眼色，旋即起身繞到劉忠貴旁邊，扶著他安撫道：“老人家，人是不是你殺的，我們自然會查，你先冷靜一下，等會兒……”

“是我殺的！沒有別人了！”劉忠貴卻越來越激動，拼命將手往花崇跟前遞，似乎恨不得花崇立馬給他掛上手銬。

花崇朝柳至秦搖了搖頭，讓同事帶劉忠貴去休息。

“很明顯，他想保護兇手。”派出所外的院子裡種了棵樹，枝繁葉茂，周圍還有一圈花壇，柳至秦跟花崇借火，手指夾著煙，“但他精神很不正常。”

“他知道兇手幹了什麼，也看到了兇手留在平臺上的腳印和拋擲在院牆外的推車。他想幫兇手掩飾。當無法掩飾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將兇手的罪行攬在自己身上。”花崇眼色一深，“他這麼做，只有一種可能。”

“兇手是他的兒子。”柳至秦道：“只有父母對孩子的愛，才會深到……”

愚昧的地步。

花崇從花壇邊站起來，“走，去查一查他兒子的情況。”

出人意料的是，劉忠貴的兒子劉少友，早在二十一年前就已經去世。

“去世了？”花崇略微一驚，柳至秦也有些詫異。

“是的。少友走的時候才26歲。”強鳴是洛大後勤部的負責人之一，五十來歲，說起劉家父子，便止不住地搖頭，“老劉可憐啊，老婆早逝，一個人既當爹又當媽，好不容易把少友拉扯大，哪想在我這麼個年紀時，失去了唯一的兒子。”

劉少友死於一場兵工廠安全事故。

二十多年前，能進兵工廠工作，對普通家庭來說是一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劉少友從技校畢業後，劉忠貴費了不少力氣，來回託關係，才將他塞進函省一家曾經極富盛名的兵工廠。

在那裡，劉少友當了八年“火工”。

在兵工廠工作有一定的危險性，尤其是火工。全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幾起安全事故。但在那個年代，人們安全意識薄弱，資訊也相對閉塞，絕大多數人只知道當火工工資高，也光榮，很少想到生命得不到保障。

事故發生的時候，劉少友不在核心地帶，沒有立即喪命。

但活著，不比死去輕鬆。

他全身燒傷面積高達96%，多個器官衰竭，在兵工廠自己的醫院裡掙扎了半個月，最終沒能挺過來。

劉忠貴是老實巴交的農村人，被兵工廠的領導們耍得團團轉，不知道好端端的兒子為什麼說沒就沒了，最後還是洛大校方出面，才為他討到了一千塊撫卹金。

在當年，一千塊不是小數目。

但一條鮮活的命，絕不止一千塊。

沒了兒子，生活也沒了盼頭，劉忠貴時常在工作上出錯，有時忘了按時鎖宿舍的門，有時誤將學生當做兒子，被投訴了幾回。

校方可憐他，讓他繼續留在學校當宿管，並透過學生會，將他的遭遇告知當時的學生。

聞者無不神傷，更有學法律的學生想要為他討回公道。

但一個失去全部希望的農村老人和幾名羽翼未豐的窮學生，哪裡鬥得過勢力盤根錯節的兵工廠。

這事後來不了了之。當知情的學生都畢了業，便沒有人再提及。

時間也許扶平了傷口，劉忠貴很少再犯錯，漸漸地，新來的學生不再知道他揹負的傷害，只有後勤部的同事還記得。

強鳴比劉少友大幾歲，剛被分配到洛大時，經常受劉忠貴照顧，空閒時還與劉少友打過幾場籃球。

劉少友去世後，正是他在後勤部牽頭，強烈要求校方出面與兵工廠交涉。這些年下來，也是他明裡暗裡幫扶著劉忠貴。

上了年紀後，劉忠貴精神出了些問題。平時看上去與正常人沒有兩樣，但偶爾忘記兒子早已不在的事。

他還琢磨著給兒子討個老婆，不清醒時逢人便說——我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