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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儒學後來如何發展，又被後人如何評價，從漢代起，儒學在華夏文明中的地位就已經不可動搖，在吸納了諸子百家的精華後，漢代儒學已經與春秋時的儒學相去甚遠，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卻得到了更大的發揮，甚至更加過火。

可惜這是最後的絕唱。當理想破滅，讀書人的心態崩潰，在皇權的壓迫下轉向魏晉風度時，士人的脊樑骨就被掰彎了。從此之後，儒家不再有“皇帝不行就換一個”的豪邁，只剩下擇主而侍的委屈求全，君權神聖不可侵犯，臣權卻一降再降，最終成為君權的奴婢。

讀書人是社會的精英，當一個社會的精英以奴婢自居時，這個社會不可能是積極向上的。相比較而言，最有擔當的還是漢代讀書人。也許是因為去古未遠，也許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摧殘得體無完膚，所以有著後世讀書人難得的莽氣。

但災難已經降臨，兩次黨錮——尤其是第二次黨錮的擴大化，已經讓黨人感覺到了皇權的猙獰和翻臉無情，只是他們還不服，反而聚集在一起，向皇權發起更強烈的衝擊。只不過他們不清楚，因為儒學先天的理想主義，他們註定不會成功，而被他們寄予重大希望的盟主袁紹此刻已經放棄了他們的理想，一心只想建立屬於他的天下。

曹操、司馬懿都是袁紹的繼承者，只不過繼承的方法不一樣而已，一個偏左，一個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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