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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刑事司法程式之繁複、嚴密，堪稱歷代之冠，即使在今日看來，也會覺得過於“繁瑣”。包拯要是像“包公戲”表演的那麼斷案，毫無疑問，屬於嚴重違反司法程式，早就被臺諫官彈劾下臺了。如果被告人在聽判之後，表示服法，那麼整個案子告一段落，呈報中央派駐各地的巡迴法院提刑司複核。

巡迴法院若發現疑點，案子複審。若未發現疑點，便可以執行判決了。但如果是死刑判決，且案情有疑，則必須奏報中央法司複審。包拯不經複審、複核便下令處決罪犯，這完全就是擅權，是犯罪。別說皇帝容不下這種臣子，就是同僚也會將其彈劾下臺，其也根本沒有機會鍘了陳世美。

因為大義滅親鍘了自己的侄子而獲得‘青天’美譽的包公，在趙昺看來這也是摻了水的，因為以他所知這種情況在宋朝的司法制度下發生的機率太小了，當然這還是在包公真的有這麼一位侄子的情況下。而實際上包公生前留有一條家訓：

“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他的子孫也確實沒有辱沒祖宗，子包綬、孫包永年都居官清正，留有廉聲。包拯顯然並沒有一個成了貪汙犯的侄兒，又何須大義滅親？

而宋代司法特別講求親嫌迴避，在司法審判的各個環節，都設定了非常嚴格而周密的迴避制。即便包拯確有侄子犯罪，也輪不到包拯來大義滅親。宋朝法院如果受理了一起訴訟案，在開庭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定迴避的法官。所有跟訴訟的原告或被告有親戚、師生、上下級、仇怨關係，或者曾經有過薦舉關係者，都必須自行申報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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