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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昺十分清楚王炎午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不能完全怪他，也不能都歸責於整個士人集團。要說應該有人為這病態的社會負責，以他對歷史膚淺的認識以為根節應該是皇權社會，君主至上的國家體制和古時的政治傳統，具體到人也就是當權者——皇帝。

在趙昺看來，中國古代史就是皇權不斷更迭的歷史，最大的特徵就是國家不斷的被顛覆，尤其是在戰亂頻繁的年代，換皇帝就如同換衣服一般的頻繁，於是便給國人留下一個極其尷尬的背反難題：究竟我們應該忠誠於哪一個國家？忠誠哪一個皇帝？忠於前朝，在本朝我就是叛逆；而忠於本朝，我就是當朝的‘走狗’。

左右為難之下，一部分人心裡就產生了虛無的不愛國家的理念，背叛者就有了理所當然的理由。既然我們沒有一個可以永恆真誠熱愛的國家，國家也是皇帝的，那麼背叛就成了順理成章的怪事。每一個朝代都來一個當代政治正確的律令，百姓就只好變得滑頭而識時務者為俊傑。抽象的道德問題演變成簡單的常識難題，大家就只好學會了沒有原則的油滑軟弱。

事實上那些淪陷區的民眾往往不太計較這個國家的主子是誰，時移世遷，人心都會漸漸接受事實，除非異族統治者把他們當作次一等的奴隸。北宋年間范成大出使到金，經過了淮河以北的故土，寫了不少詩詞，其中一首絕句《州橋―南望朱雀門北望宜德樓皆舊御路也》：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可這卻是明明白白的作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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