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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王生此篇通文都是表達的忠君之意，勸文相死節也是以保國體，勸人向善。此人怎麼殺！”陛下要憑一番‘歪論’殺人，真差點將陸秀夫的鼻子氣歪了。

“如此說文山先生理應感到榮幸之至，想身未亡，卻能想生祭文，只怕也是百世第一人了。”趙昺看看陸秀夫揶揄道。但也知道其這麼想這是有其社會基礎的，宋朝自理學興盛，中國文化對文人的節氣和女人的貞節的重視，已經形成了一種高調的社會文化，但能夠自覺實踐的畢竟還是少數，多數人並不去殉難，而是勸他人為了崇高的道德價值做出犧牲。這種高調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膽地直接提出，形成對文天祥的道德輿論壓力，還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次。

“陛下，此文一出天下士子無不盛讚，文相也擔得起此譽！”陸秀夫再傻也聽的出陛下話語中的嘲諷之意，但又不敢反駁，只能以天下人說事。當然事實上也不是他的個人想法，此文一出就有人讚頌王炎午的這篇祭文‘感情壯烈，語言精湛，亦屬祭文中的傑作’；還有人認為‘洗練凝重，氣勢磅礴，對仗規整，鏗鏘有力’，說實話也確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推動了此時的愛國主義浪潮，同時也體現出王炎午本人悲壯激切的忠貞氣節。朝臣們也都言朝廷應大力褒獎宣揚，可偏偏陛下不領情，卻說其心眼兒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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