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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兵事的主要問題不僅在於其獨特的募兵制度，還有其體制上的弊端，這點身為宦官和文官的他們此時也不敢言明，為了將軍事的問題徹底談透，我便聽完樞密院童貫、蔡懋的奏報後也直接開門見山的說道：太祖定都“四戰之地”的開封，首都周圍無險可守，為了保衛首都的安全，勢必需要大量軍隊進行駐防。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絕對是一個正確的決策，太祖在吸取了唐代定都長安遠離南方的經濟重心，其透過河運物質到長安又需要花費巨大的代價，所以定都汴京將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經濟中心透過汴河河運連結在一起，這就極大的將大宋推向了新的經濟發展高度。

而經過長年累月的歷史變遷，大宋目前的主要矛盾和威脅已經從原來的內部轉變為周邊外部少數民族的軍事入侵和騷擾，而且隨著大遼國被金國吞併，這種威脅和矛盾日益突出，原來我們還是可以遵守了上百年的檀淵之盟友好合約，一直保持邊界的和平和穩定，現在隨著金軍的咄咄逼人及處處為難，這種和平相處的氣氛已經被打破，隨著金人的逼逼緊逼，從而導致西邊的西夏也是對我朝蠢蠢欲動，既然外部形式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我們還是堅持一百多年前的防禦軍事政策是否有必要這就成為一個關鍵問題所在。

特別是我朝利用文官制衡武將的弊端逐漸凸顯出來，“重文抑武”不僅體現在朝堂之上文官壓制武將，連在傳統上武將勢力範圍內的軍隊系統中，文官也要壓在武將之上。特別是在軍隊中加入了文官序列，並刻意拔高文官的地位，除在意識形態上製造重文輕武的局面，還在職階的設定上以文官壓制武將。一般的做法是由文官出任正職，武將出任副職。朝廷在宋遼、宋夏交戰中，常常委派不能領兵打仗的文官出任正職，真正能夠領兵打仗的武將出任副職，這樣熟悉軍事技能的武將必須聽命於不懂軍事的文官，這就是典型的外行指揮內行，這樣的軍事指揮制度且有不敗之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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