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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據張斐的法制之法論來說，那麼法家之法就是超級集權，就是全由君主一人說了算，不允許一絲的忤逆。

而儒家之法，就是多了“德”治，在“法”的層面，大家是不平等的，伴隨的就是，在“德”的層面大家也是不平等的，誰最大，德行就理應最高，故此他們往往要求皇帝做出表率。

這其實也是限制皇帝的一種方式。

只不過比較委婉罷了。

然而，宋朝立國特殊性，導致儒家之法是更進一步，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如此設計之下，確實會存有許多弊病，比如說一件小事都得扯大半天，但若以史為鏡的話，這就是比皇帝一個人乾坤獨斷要好。

也正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學術討論上，是有極大的自由。

其實富弼已經點出法制之法的奧妙，但文彥博也就是提一句，不要上這課，這還是因為張斐只是一個小珥筆，張斐要是個士大夫，估計這話，文彥博都不會說。

因為限制君主，也是宋朝士大夫的目標，只不過這個法制之法，將士大夫也給限制住了，會破壞儒家的階級體系。

話又說回來，張斐這法制之法，跟王安石的“三不”來比，根本就算不得什麼。

王安石的“三不”，基本上要徹底顛覆儒家。

如果說，天、祖宗、人言，都不放在眼裡的話，儒家的整套體系都不成立。

但王安石最終還是啟動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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