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而言，中國的農民起義就頻繁多了，別的且不說，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其歷史不過才兩百多年，然而史書中記載的農民起義就超過了三百次，平均下來，一年都不止一次。

至於中國歷史上那些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那就更是老少皆知了：陳勝吳廣、綠林赤眉、紅巾黃巾、宋江方臘、白蓮教天理教，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當然了，也包括本書中將要上場的兩位明末的大佬級人物：李自成和張獻忠。

其次是動機問題。中世紀的西歐國家，一般都實行“領主分封制”，農民隸屬於貴族，他們對貴族盡義務，貴族再對國王盡義務，農民對國王並沒有直接的義務。所以矛盾和衝突主要發生在農民和貴族之間，國王反而經常處於居中調停的地位。

中國古代絕大多數農民起義的使命卻是為了改朝換代。自秦朝以後，官僚體制代替了貴族體制，歐洲貴族有自己的領地和附庸，中國的官僚卻沒有這樣的待遇，作為“朝廷命官”，他們就是皇帝的代表。所謂“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其實不過是實力不夠的表現，一旦實力足夠，就變成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和“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我們所熟知的《水滸傳》中的李逵同志，其經典語錄之一便是“殺到東京奪了鳥位”。

最後是破壞力問題。西歐的農民起義一般破壞力不大，當農民與貴族之間的矛盾發展到不可調和的程度，國王往往就會站出來調停。在國王的主持下，農民與貴族開始坐在談判桌前開始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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