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而言,中國的農民起義就頻繁多了,別的且不說,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其歷史不過才兩百多年,然而史書中記載的農民起義就超過了三百次,平均下來,一年都不止一次。
至於中國歷史上那些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那就更是老少皆知了:陳勝吳廣、綠林赤眉、紅巾黃巾、宋江方臘、白蓮教天理教,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當然了,也包括本書中將要上場的兩位明末的大佬級人物:李自成和張獻忠。
其次是動機問題。中世紀的西歐國家,一般都實行“領主分封制”,農民隸屬於貴族,他們對貴族盡義務,貴族再對國王盡義務,農民對國王並沒有直接的義務。所以矛盾和衝突主要發生在農民和貴族之間,國王反而經常處於居中調停的地位。
中國古代絕大多數農民起義的使命卻是為了改朝換代。自秦朝以後,官僚體制代替了貴族體制,歐洲貴族有自己的領地和附庸,中國的官僚卻沒有這樣的待遇,作為“朝廷命官”,他們就是皇帝的代表。所謂“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其實不過是實力不夠的表現,一旦實力足夠,就變成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和“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我們所熟知的《水滸傳》中的李逵同志,其經典語錄之一便是“殺到東京奪了鳥位”。
最後是破壞力問題。西歐的農民起義一般破壞力不大,當農民與貴族之間的矛盾發展到不可調和的程度,國王往往就會站出來調停。在國王的主持下,農民與貴族開始坐在談判桌前開始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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