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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問題上，現代藝術家所跨越的步子，遠不止上面這樣的例子。上面這樣的例子，也能容易見之於優秀的傳統藝術家；他們更大膽的追求在於：把一系列很難人生化的課題也一一人生化了

。

也就是說，現代藝術家的人生意識，對一系列非人生化的理念——歷史、自然，以至政治、軍事、經濟等等，全都作出人生化的處理。

最有說服力的例子也許是兩個橫隔二千多年的同名劇本的比較。

公元前四百餘年的古希臘作家索福克勒斯創作過一個著名悲劇《安提戈涅》，二千三百八十多年之後，法國現代作家讓·阿努伊於1944年重寫了這個劇本，基本故事沒有太大改動，但人生意識卻大為加強了。

這兩者之間的對比有點深奧，因此必須先把故事交代一下。

這個故事的大體情節是：

國王克瑞翁宣佈安提戈涅小姐已死的哥哥有叛國罪，不準下葬，安提戈涅要埋葬哥哥而被捕，並被判死刑。但安提戈涅正恰是國王兒子的未婚妻，國王正想免去安提戈涅死刑時，安已在囚室中上吊自盡。國王兒子隨之自盡，國王妻子也因失去兒子而自盡。國王面對著一具具屍體，後悔而茫然。

這齣戲，表現了兩種自成理由的理念的衝突：國王代表著國家的倫理力量和法律觀念，安提戈涅則代表著另一種更為宏大的倫理力量，堅信兄妹手足之情的合理性，否定曝屍不葬的指令有違天下情理。這場衝突，也可說成是“王法”與“神律”的對立。在黑格爾看來，兩方都有理由，又都有片面性。衝突使兩方的片面性都遭到了挑戰和否定，以各自的毀滅呼喚著一種永恆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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