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期間,中國可以不受外界因素限制、只由生產效率決定裝備生產速度,而日本必須受外界因素限制。比如,F-22J與F-35CJ的發動機只在日本進行組裝,國產化率不到百分之六十,關鍵裝置需要從美國進攻。只要進攻渠道、也就是海運與空運被切斷,日本連一架先進戰鬥機都造不出來。
在全面戰爭中,日本遭到戰略封鎖只是遲早的事情。
八月初,牧浩洋按照黃峙博的建議,向總參謀部提交了一份“對日作戰總體戰略計劃報告”,並且將副本遞交給了黎平寇與黃瀚林,正式提出應該未雨綢繆,及早對日本進行戰略禁運。
必須承認,有目光的不是牧浩洋,而是黃峙博。
在他提交這份報告之前,黎平寇剛剛在東京吃了閉門羹。
七月底,在當選下一屆國家元首之後,黎平寇以國務院總理身份,對日本進行了任職期間的最後一次政務訪問。
事實上,這是一次純政治性的外交活動。
黎平寇主動放下身段,去東京會晤日本首相,主要是謀求一個較為穩定的周邊環境,至少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使中日關係有所緩和,以便在他的出任國家元首的時候,有一個較為理想的開局。
為此,在會見日本首相時,黎平寇主動提出,共同開發東海中性海域內的油氣資源。
在東海戰爭結束之後,日本被迫接受中國提出的劃界標準,即以東海大陸架自然延伸為經濟專屬區邊界,但是在資源開發方面,中國也做出了讓步,即在東海中線到大陸架自然延伸線之間為中性區,中日雙方都不能進行單方面的資源開採活動,必須在商議之後共同進行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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