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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個很地道的上海女性。

公元1944年盛夏，我出生於上海仁濟醫院。這個醫院在海內外享有盛譽，但坐落在上海市中心一條很狹窄的小馬路上——這條馬路，就是我在本書所收之三個中篇中不厭其煩地寫了又寫的山東路。

我在山東路上度過了我的幼年、童年和青年時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山東路情結。

我至今還記得仁濟醫院隔壁的天主教堂，頂是尖的，牆是紅的，跨上高高的臺階進入天花板高高的教堂，去靜靜地聽一會悠悠的歌聲，就可以領到一塊香香的豆腐乾；我記得四馬路（福州路）口的賣夜宵的擔子，一頭有熱熱的牛奶，一頭有烤得香氣誘人的魷魚乾和麵包片；我記得往那燈紅酒綠的大馬路（南京路）走須經過一個陰森森的外國墳場。夜間從圍牆的豁口望進去，只見黑黑的樹影和白白的墓碑，讓我膽戰心驚；我甚至還記得路口的那棟高樓，原來名叫慈淑大樓。在我很小的時候和大了一點的時候，都曾有人從上面跳下來。大人們說是因為股票跌了，或者說是因為成了“大老虎”了。我雖不懂“股票跌了”、“大老虎”是怎麼回事，卻深深地儲進了記憶。我記得我念的小學就在山東路上。街面房子是一家剃頭店，樓上便是教室，而老師的辦公室正對著我家的視窗。天下雨了，老師對著我們家叫：“小玉啊，拿把傘來！”我“噯——”一聲，滿懷著熱切的得著了效勞機會的喜悅，急急地把媽的油紙傘和花套鞋放進網線袋裡，奔下樓，竄過山東路，給我的班主任送去。學校裡上過什麼課早已淡忘，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校門口的小書攤和雜貨鋪。只要從外婆那裡討得一分錢，就可以很得意地去租一本書，很理所當然地坐到書攤邊的小矮凳上去細細地看，背後站上兩三個不花錢的小朋友。如果有了兩分錢，那就可以去買一個裝了許多花生米的三角包了。那花生米細而長，紅而香，油性不大卻是非常之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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