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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十八歲那年才發表第一篇小說，並獲了獎，獎品是七十二頭一組的景德鎮名瓷。用這套蘭花白玉瓷擺了圓臺面請客，客人們都認為我創作勢頭很好，不妨一鼓作氣再接再厲。我不久卻轉了向。那幾年正是成人高等教育辦得熱火朝天的時候，我擔任教職，於是也忙得可以：學員們為搏一張文憑而苦讀；我為謀個職稱而務必於教務之外多多益善地積累我日後足以參與競爭的“成果”——按有關規定，創作是算不上“成果”的。我編教材，編辭典，寫“關於二十年代女作家群”之類的論文，帶了書面評論稿去參加作品討論會，甚至還搞了點翻譯。五六年時間就匆匆地過去了。

待到我調轉船頭，重新駛入文學創作這片我心嚮往之的洋麵，並且向讀者奉上我那“上海女性”系列中篇《阿花》、《阿貞》、《阿惠》時，我已越過了四十五歲這一時下一寬再寬的為“青年作家”所劃定的最高年限了。

我卻至今不悔。

在文學創作領域中，只爭朝夕固然可嘉，厚積薄發也還為時不晚。

厚積的生活土壤不會虧待耕耘者。在我中輟了創作的幾年裡，生活得很辛苦，但也很充實。我所不斷面臨和努力解決的生活難題，日漸豐富了我的素材倉庫。生活同時在鍛造和修煉我，使我對世事的理解和對人生的感悟日益深刻透徹。由於一頭扎入成人教育工作之中，我在一個階段裡雖失卻了埋頭筆耕的時間和精力，但卻高密度地接觸了一大批在那段時期裡最活躍的拚搏型的、爭做生活之強者的、十分清醒的審時度勢借改革開放之春風努力體現自身價值的年輕人。作為個體形象，他們中的一些人，後來成了我的小說，特別是以青年一代為主要表現物件的《阿惠》和《女兒難》中的主人公的原型；作為一個截然不同於五六十年代人的新的社會群體，他們以全新的意識和蒸騰的活力，強烈地輻射、滲透著我，使我調動起自身的經驗和感悟，不斷地更新改換了過去一些陳舊的觀念和僵硬的視角。我曾比較發於八十年代初及八十年代末我的前後兩期作品，發現兩者的差異既在生活包容量的貧富懸殊上，也在作者對生活理解的淺深低高上，其間的進步，不能不說正是那五六年生活的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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