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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紹以“短“馭人，而使人不安；曹操以“長“馭人，而使人安心；

其實，按照曹操的用人邏輯，袁紹的謀士個個都是好樣的：犯上卻敢直言，貪婪卻有奇計，專橫卻有忠心，無用卻有公心，這樣，袁紹是以“短“馭人，而否定其“長“；曹操是以“長“馭人，而包容起“短“。兩人的用人思路大相徑庭，直接影響了團隊的戰鬥力：袁紹團隊相互傾軋，四分五裂，曹操團隊彼此合作，越戰越勇。

八、嚴明法度，袁紹不及曹操。

“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致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併，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造成“百姓不能真心親附，甲兵難以持久強盛“，所以袁紹終為操所敗。

曹操重法治，“以猛糾寬“，以法治國，以法治軍，化亂為治。

頒佈《修學令》，以教化民眾；頒佈《敗軍令》、《存恤從軍吏士家室令》，治軍體現既嚴且仁，彰顯“德刑並重“；頒佈《置屯田令》，以達到“強兵足食“；頒佈《抑兼併令》，以抑制豪強兼併土地；制定了三國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法典《新律》，為兩晉及隋唐以後完備的封建法律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九、政權交接過渡，袁紹不及曹操。

袁紹廢長立幼，使得在自己死後，袁譚與袁尚因爭奪繼承人之位內鬥不止，紛爭不斷，才導致了後來袁紹勢力的迅速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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