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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常有人說明亡於萬曆，也有說明亡於嘉靖的。其實拋開明代祖制和封建社會自身劣根性不談，從政務實操層面上來說，明代滅亡的第一個多米諾骨牌，是葉淇推倒的。

在鹽法初壞之時，弘治帝若能頭腦清醒，明白開中之法對明朝邊防的重大意義，就不會被葉淇忽悠改為鹽引折色，而應該反向解決開中法出現的問題。

改了鹽引折色後，直接帶來的三個破壞性後果：一是朝廷雖獲得了年入百萬兩銀子的短利；但數年之後徹底崩壞的開中法讓九邊糧草轉運成本激增，最後增加到數千萬兩以上。到崇禎時，雖狂加遼餉，仍杯水車薪。

二是商墾荒廢，致使邊地糧價高企，形成惡性迴圈。九邊日益高漲的糧價導致財政枯竭，而被財政枯竭壓垮的朝廷繼續搜刮民間，最後積重難返。

三是繼續加重了邊防和內地的吏治腐敗。鹽引折色之後，自弘治帝以降，皇帝大肆濫賞鹽引，再加上九邊文官、武將偷賣，戶部發引前被請託等等，導致鹽引大量集中在權貴豪商之家和內廷大璫之手，他們都將持引獲利視為平常。開中取引的正經鹽商守支多年，破產者數以千計——朝廷付出了鹽利流失和邊防糧草自行轉運的雙重代價，僅僅富了這些食利階層。

因此，萬曆初年的有識大臣例如王國光這樣的，向朱翊鈞喊出“大明危矣！”這樣的振聾發聵之音，就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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