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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11日。

這一天是週日，但洪衍武和陳力泉身上的這份臨時差事，別說沒休息，而且越是週末越忙碌。

通常而言，每逢週末要裝卸的蔬菜得比平時多三成。

這又正趕上炎炎夏日。黃瓜、西紅柿、茄子、柿子椒、豆角，種類豐富，幾乎每個副食店各樣都得來上五六筐，這還是一年之中除了秋季最忙的時候。

因此這一天，恐怕至少要幹到十二點以後才能收工。

而就在十一點來鍾，洪衍武和陳力泉正揮汗如雨，剛剛把一個副食店的兩輛三輪車裝上一半的時候，排程高慶田帶著仨粗手大腳的老孃們走了過來，說換他們歇歇手。

這個高慶田四十不到，人稱“慶爺”。也是個“潮底子”，五幾年頭一批去邊疆教養的就有這一位。

他在劉家窯倉庫，雖沒有什麼名目，卻屬於一號“大拿”，幹著實權領導的工作，所有的裝卸工都得聽他的。

別看工資不高，只有三十來塊，可私下裡吃著六十多號裝卸工每月一人一塊錢的“喜面兒”，還私下裡截留一些蔬菜瓜果，倒手賣給一些有錢單位的“小食堂”。

要論實際收入，一個月怎麼也得有小三百的進項。

他能混到這個份兒上，其實也是情況使然。

“運動”時期的亂象就不說了，這個時期的管理制度特別不完善。

加上倉庫公司的裝卸活兒都是臨時工性質，要的是體力，不需要高層次的文化。構成群體不外乎在家無業的家庭婦女，社會上不受待見的嘎雜子琉璃球，及一些兩勞釋放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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