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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突破口是周琅發現中國官員不太樂意管洋人的事情。

這種現象周琅從歷史書上都讀到過，可一般理解為滿清官員畏敵如虎，將其視作是封建統治者的色厲內荏，只敢對本國老百姓蠻橫，對洋人奴顏婢膝，這種帶著情緒的批判，顯然有失公允。

到了這個時代，周琅也發現了這種情況，一開始他是不太理解的，如果說鴉片戰爭後的滿清官員是畏洋如虎的話，那麼乾隆時期的應該不存在這種情況，可官員們還是不太樂意跟洋人打交道。

後來周琅瞭解了，是嫌煩！

這主要是廣州官員，因為早先是一口通商，只有廣州的官員能接觸到洋人。

夷人事多，這是廣州地方官的普遍心態。

他們認為這是蠻夷不懂得容讓，凡事都要爭。

在西方人看來，這是權利意識強。可中國傳統統治學講究的是息訟，也就是不鼓勵老百姓打官司，認為打官司是民風不好的體現，是大家不夠和睦。所以那個地方的官司越多，則說明當地民風不好。

這種觀念可不是一般懶惰官員的觀念，而是文官中十分普遍的心態，明朝大聖人王陽明這種人都抱有這種觀念。

有一個故事流傳很廣，王陽明在地方做官，他一個朋友要告別人，王守仁說：“你等數日直到心平氣和時再來和我說。”過了幾天那人又來了，說他已心平氣和了。所以來告狀，王陽明說：“你都心平氣和了還來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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