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取士，多仍唐舊，進士一科，限年考試，所試科目，即詩賦、雜文及帖經、墨義等條。仁宗時，從范仲淹言，有心復古，廣興學校，科舉須先試策論，次試詩賦，除去帖經、墨義。及仲淹既去，仍復舊制。安石當國，欲將科舉革除，一意興學，當由神宗飭令會議。蘇軾謂：“仁宗立學，徒存虛名，科舉未嘗無才，不必變更。”神宗頗以為然。安石以科法未善，定欲更張。當由輔臣互為調停，以經義、論策取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後來更立太學生三舍法，注重經學。安石且作《三經新義》，註釋《詩》《書》《周禮》，頒行學官，無論學校、科舉，只准用王氏《新義》，所有先儒傳注，概行廢置。安石的勢力，總算膨脹得很呢。這兩條不第解釋新法，即宋初成制，亦藉此敘明。蘇軾見安石專斷，甚覺不平，嘗因試進士發策，擬題命試，題目是：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代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這是明明借題發揮，譏諷安石。安石遂挾嫌生釁，奏調軾為開封府推官，軾決斷精敏，聲聞益著，再上疏指斥新法，略雲：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有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僱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雲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官汙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是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時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宗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向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多不振，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慧，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慾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議沸騰，怨（d ú）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綱紀者，此也。事關重大，用敢直言，伏乞陛下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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