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劉鈺的名聲，尤其是在巴黎沙龍間的名聲，相當不錯。在這裡，就完全不一樣。

在歐洲的“沙龍”界，基本上，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當時還活著的劉鈺，“先知”般狂噴了天主教廷和耶穌會，在那之後，至少在歐洲，他在巴黎的沙龍間，已經成為了啟蒙運動的“東方旗手”。

這事，在大順，就是個小事，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但在歐洲啟蒙運動中，卻是個大事。

一方面，劉鈺“先知”般地提前把耶穌會和天主教聽在地震後可能要說的話，諷刺了一番，而事實果然如此，里斯本大地震之後，耶穌會果然聲稱這是天罰。

另一方面，劉鈺提前的狂噴和打預防針，為早期啟蒙運動的重要支柱——萊布尼茨樂觀主義——降了降溫。

這在歐洲的啟蒙運動中非常的重要，按照歐洲的宗教浸潤人心的傳統，理性主義很容易走向極端，而極端又很容易在面臨里斯本大地震的時候懵圈：說好了，這是萬千種可能中，最不壞的那個世界被上帝選中，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糊的場景真正入眼的時候，怎麼也沒法相信這就是“萬千種可能中最不壞的世界”。

那場之前所謂的“啟蒙運動加速年”之後，由里斯本大地震等問題作為導火索，最終引爆了耶穌會問題、各國與教廷關係等，導致了耶穌會被解散，這被視作啟蒙運動的一場重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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