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是不是說，大順的問題，只需要解決了“物流成本”之後，就能達成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部條件”？

也不是這麼說。

而是說，社會意識，源於社會存在。

沒有人，可以面對著一張白紙思考。

正如亞當·斯密，親身體會過英國那近乎變態的重商主義政策，以及嚴苛到極致的商業管制，所以他才寫出了反對這一切的《國富論》。

而魁奈等人，親身體會過法國的科爾貝爾主義的種種限制，經歷過金融業崩潰的約翰·勞騙局，以及法國貴族和王權的紛爭，所以他才能提出針對法國情況的【自然秩序學說】。

反過來看大順。

文明的早熟，讓大順經歷過太多。

中央放棄鑄幣權，地方豪強自行鑄幣？所謂的貨幣去中心化？

經歷過，漢代就經歷過，並且大順的精英階層很清楚，這意味著什麼。

中央放棄對礦山和鹽的管控，由商人開發？

經歷過，並且在明末，精英階層集體反對，並且不斷懷念劉士安的鹽法，而對萬曆年間的鹽政改革頗有不滿。

放棄抑兼併政策？

這個更不用提。

中央完全無能力管控地方？

蒙元時候也經歷了，要漲工資而不得的小吏把河南的省級大員全都弄死了，封閉了黃河漕運，而中央居然數月不知情，也不是沒經歷過。

在這種情況下，和大順這群人談什麼自由貿易，本身就是可笑的。

大順朝廷對商業的管控能力，能趕得上英國之萬一嗎？或者說，大順有《商品列舉法》、有《列舉補貼法》嗎？大順的朝廷，可曾對任何一項手工業，進行過限制或者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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