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哈利法克斯伯爵儘可能地希望小國王明白政策和執行、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

但小國王依舊還是沒有立刻弄清楚哈利法克斯伯爵的跳躍，為什麼政令和現實之間的矛盾，竟要解決東西方貿易中心在荷蘭還是在倫敦的問題。

這就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實際上，英國作為羅馬帝國崩潰之後，舊歐洲此時第一個擁有包括北美的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巨大國家，英國暫時還沒有學會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博弈精髓。

以33年的糖稅法為例，33年的糖稅法，並沒有引起北美的巨大反彈。

但喬治·格倫維爾的63年也不65年的糖稅法，卻引起了北美的巨大反彈。

實際上，33年的糖稅法，每加侖法國糖，徵收6便士的稅；而63年的糖稅法則是每加侖徵收3便士的稅。

為什麼6便士的稅，沒引起巨大反彈；而3便士的稅，反而引起巨大反彈了呢？

這裡面就涉及到了英國的陪審團制度。本地鄉紳作為陪審團成員，在判決中擁有極大的發言權，這是封建時代封建貴族和鄉紳對抗王權的手段。

喬治·格倫維爾在搞新糖稅法的時候，就發現了這個問題。

於是，走私案件，不再由本地法官和陪審團審理。而是中央政府直接派出去海關稽查和督導，由中央的人直接審理走私案。

正是因為這個細節上的變動，導致了新英格蘭的走私販子、釀酒商人開啟了反英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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