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或者一個人，趕上了風口，忽然一下子發達了，自然而然地會產生一種焦慮感。

這種焦慮感，源於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發達。

因為不知道，所以焦慮於能否保持、且能否傳遞下去。

英國此時的整個社會，便處在這樣一種焦慮當中。

一旦面臨這種焦慮，主流想法無非三種。

一種是宗教，因為我們是天選之人，神選子民，所以我們強大了、發達了。

一種是傳統，經典的就是輝格黨那一套，一切此時此刻都是傳統的過去所註定的，我們的傳統註定了這一切。

還有一種，就是反思，比如此時歐洲啟蒙運動、包括英國的坦普爾侯爵所掀起的中國熱，並且試圖從一個同樣強大的國家中找到規律，來避免這種“不知道怎麼就發達了”的焦慮。

此時英國的整體氛圍，就處在這樣一種焦慮當中。

當這種焦慮面臨戰爭的時候，就會表現出狂熱性和短暫性。

如同奇蹟年時候，全面的狂熱，對皮特的無限戰爭的狂熱支援。

如同奇蹟年之後，全面的恐慌，對皮特的政策各種抨擊。

皮特是靠煽動民意，甚至可以說算是民粹起家的。自然，當情況不對的時候，他也就會遭到極大的反噬。

他是愛英國的，雖然他的很多舉動就是政治投機，比如他一直以“大平民”自居，為此獲得了大量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的支援，因為此時他們是民。但歷史上當情況逆轉的時候，他接受了查塔姆伯爵的冊封，立刻失去了大量的支援，以至於金融街取消了對他再度掌權的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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