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做事，有皇帝的邏輯。也可以說，有皇帝的價值觀體系。

鐵路，技術，蒸汽機，甚至資本，都是器。

器，可以選擇怎麼用。

屁股坐在哪，決定了怎麼用這些器。

從一開始決定下南洋、伐印度開始，在皇帝這，一直盯著的就是劉鈺說的錢。

香料的錢。

印度的稅。

統稱，都是錢。

按照先秦諸子某一派的說法，愛和用是有極大區別的。

那皇帝是愛錢呢？就像是愛手辦、愛老婆、愛紙片人那樣，就願意捧著錢睡覺，聽著錢嘩啦嘩啦的響聲？

還是想要用錢呢？

拜物教、拜商品教、拜金教，對皇帝而言，實在是沒什麼興趣。

因為皇權之下，他就是拜君權神授教的大教主，為啥還要去搞個拜商品教的世界，然後再靠“自我奮鬥”，做終產者這個最終教主呢？

那不是閒的嗎？

既然能夠區分，那麼皇帝貪圖南洋的錢、印度的稅，是為了用，不是為了愛，那麼用來幹啥？

自然是用來穩固自己的統治了。

皇帝讓太子去讀《鹽鐵論》，其實也就是在告訴太子，大順現在像大漢，這些各種除農業稅之外的朝廷之利，養活了一個龐大的事功之臣階層。

這些東西，既是中央政府的核心稅源，也是事功之臣們存在的經濟基礎。

靠那些農業稅，是養不出一群事功之臣的，也是無法為事功之臣的存在創造一個經濟基礎的。

事功之臣到處做事，前提得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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