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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起來，張作霖與王永江還是有仇的，兩人恩怨已久：光緒卅年（1904年）日俄戰爭時，當年年僅35歲的王永江曾辦遼陽警察，並在遼陽警務學堂任老師，曾獲“全省警政第一”稱號，頗為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所賞識，想讓他擔任奉天民政司使（即民政局長），卻遭到張作霖的反對。

當時的張自覺羽毛已豐，此時他家中“成為全省政治中心，每日賓客如雲，文武官員都有。無論與張有關或無關係的事情，都與他相商或徵求他的意見，事先必使他與聞”。而王永江卻不吃這一套，從未去張府送禮物、套近乎。

趙爾巽授意他主動一點，王永江硬著頭皮進張府卻空手。張作霖聽到管家的報告，故意不出來接見，王枯坐半小時，拂袖離去，當晚就辭職回到金州，並留下一首諷刺詩：“士元竟以酒糊塗，大耳如何慢鳳雛？才得荊襄寧志滿，英雄通病是輕儒！”

然而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等到張作霖自己主持奉天軍政時，卻發覺能夠勝任張漢卿所構想的警察職務管理的人選，非王永江不可。

此時他治下的奉天治安並不好：奉軍兵源複雜，軍紀不整，多出身綠林，無法無天。一般文官沒有軍隊經驗，根本不敢、也管不住這些街頭大兵；軍隊裡的人又不能再兼著警察的職務，再說一群軍中的大老粗也做不來民政上的事。湯玉麟自從風聞軍警分離，也故意放任治安惡化，以此想作為要挾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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