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瑞芬跟李鴻章的關係很密切，但奉命查辦此案，卻很認真，因為他為人比較正派，看不起盛宣懷那種奸詐取巧的小人行徑，加以劉坤一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將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確實，他會另外派人再查，“那時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別怪我。”

其實盛宣懷搞的那套把戲，知道的人很多，劉瑞芬即令想為他掩飾也辦不到，及至調出帳目來一看，疑問到處都是。劉瑞芬為了慎重起見，特為找了幾個內行朋友來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應春。

“帳本說商股只有四萬多銀子，可是盛杏蓀當時具稟兩江，說‘已於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議，即於十九日付給定銀二十萬兩’，這二十萬兩銀子是哪裡來的？”

“根本沒有這回事。”古應春說，“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話。”

光緒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照西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懷當初跟沈葆禎說：“若逾十六之期，則受代人來，即無從更議。”即指新的年度開始而言。然則中歷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猶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無人辦事，外商銀行亦一律封關，所謂“定議”，所謂“付給定銀二十萬兩”，全屬子虛烏有。

其次是各省所撥的官款，總計一百萬兩，照數轉付旗昌銀行，銀數固然分毫不短，但古應春深知內幕，指出這一筆百萬銀子中，盛宜懷等人中飽了四十四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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