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家裡有錢，也不要超過禮儀規定。如果家裡沒錢，那麼只要裝殮時義務能夠蓋住死者就行了。喪事只要盡心盡力了，就沒有什麼好指責的了。所以辦喪事時，與其缺少哀痛之情而使用過多的禮儀，不如禮儀不完備卻充滿哀痛之情。”孔子的意思是，禮儀形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真情流露。

到了這個時候，孔子對形式上的東西就遠遠不如從前那麼看重了。

問題在於，孔子被聖人化被神化之後，他的每句話都是真理了。既然這樣，矛盾就被強行掩蓋或者忽視，很多自相矛盾的東西就被熟視無睹，進而被認為原本就是和諧的一體。

後世統治者打著儒家的旗號，實際上幹著半儒半法半道的事情，就是所謂的儒表法裡。而這樣的矛盾體之所以能夠存在，在於有了孔子這個矛盾體的存在的，也就是說，不論怎樣做怎樣說，都能從孔子那裡找到依據。這樣做的前提是否定孔子本身是矛盾的，所以，宰我這樣的人是絕對不能讓他存在的，所以要編造他被殺的假歷史，提醒後人不得質疑孔子的自相矛盾。

正是因為這樣，中國人能夠很自然地生活在自相矛盾之中，譬如：急流勇退、急流勇進都是對的，好死不如賴活與士可殺不可辱同時運用著。堂皇的大道理和世俗的小道理之間的矛盾能夠坦然共存，永遠有道理。只要是領導，只要有權力，說什麼都是對的。我們以為這是中華語言的特點，其實不是，這是這個民族思維的問題，而這樣的思維，就來自於統治者對孔子思想的“創造性”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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