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識形態”影響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輯錄的白居易詩，大多是“憂國憂民”之作，其實只是老白詩中的“冰山一角”。而且，種種教科書、文學傳記書，言及白居易詩，必有兩則俗不可耐的大花邊：一為“老嫗能解”，二為“廣泛流傳至日本等國”——“老嫗能解”完全不能說明白居易的高明，就像今天的大詩人北島絕不會“誇口”說門口賣菜王大爺喜歡讀他的詩一樣；“廣泛流傳日本等國”也是個笑話，白詩淺俗，當日的倭國又是僻荒蠻地，會認字的最多也只有懂得白居易的水平。即使現在拿李賀任何一首詩去問日本的大學教授，也沒幾個人能究其深遠喻意。此外，就像今天美國大片和音樂能深入吉里巴斯或基巴里斯類似的小地方一樣，白居易詩當時流入日本也根本不是擺上檯面的什麼“光榮”。

實際上，元稹、白居易的詩風是“淺俗淫靡”的“元和體”，後起之秀李商隱、杜牧等人對這種詩風痛心疾首，以“高絕”之詩風想滌洗“元和體”的俗薄和稚陋。

同為官場元老，與白居易相比，裴度雖也浮沉避禍，但很少表露有幸災樂禍的味道。裴老頭以美酒破愁城，詩文之間，只是透露看似閒適的心境，並無隱藏不住的偷笑或者抑按不住的悲憤：

飽食緩行新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

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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