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公權被推選為中行唯一的副總裁，他拒絕到“權力旋渦”的北京上任，常年駐守上海，使中國銀行的業務運作日漸南移，實際成了獨立的局面。在其後的幾年裡，北洋政府由於財政困難，先後透過抽資、變賣和抵押的方式縮小股份。商股則三次擴募，到1922年，民營資本已佔股本總額的99.75%，昔日的中央銀行竟然就此實現了完全的民營化。在張公權的領導下，中國銀行成為全國規模最大、實力最強、信譽最好、資本額最高的銀行，其資本額一度佔到全國銀行總資本的1/5強。他日後很自豪地說：“一般輿論認為，中國銀行、海關、郵政局並駕齊驅，成為中國組織最健全之三大機關，實亦中國資本最巨與最成功之民營股份公司……在上海金融市場，足以與外國銀行相抗衡。”①

1915作為抵抗的商業（8）

如果說榮家兄弟和張公權的成功令人欣喜的話，那麼，範旭東（1883-1945）式的崛起則顯得更加珍貴。

1914年冬天，31歲的青年人範旭東獨自一人到了天津塘沽。這裡的海灘邊鹽坨遍地，如冰雪一般，無邊無際。他目睹此景，顯得有點激動。日後他對夥伴說：“一個化學家，看到這樣豐富的資源，如果還沒有雄心，未免太沒有志氣了。”

這是一個外表溫和而內心倔犟的湖南人，他的兄長範源濂曾任袁世凱政府的教育總長。世家淵源原本讓他可走遼闊的仕途或成為一個輕鬆的官商，他卻甘心以一個科學家的身份投身於艱辛的民族工業。早年，他被家人送到日本讀書，一個日本校長對他說：“俟君學成，中國早亡矣。”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從京都帝國大學理學院應用化學系畢業後，他隨即回國，立志於復興中國的鹽業。自秦漢以來，中央政府就對鹽、鐵實行專營，中國人雖然守著豐富的海洋資源，食用的鹽卻仍是土法制作的粗鹽，製作效率低，純度低，並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質。當時，西方發達國家已明確規定，氯化鈉含量不足85%的鹽不許用來做飼料；而在中國許多地方仍用氯化鈉含量不足50%的鹽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譏笑中國是“食土民族”。實際上，製作精鹽並不難，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國當時缺少化工人才，無人涉足該領域。精鹽市場，長期被英商和日商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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