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階層對傳統文明的過於自信以及對制度重構的漠視成為中國近代化進步的最大障礙，一直到1898年前後，洋務派名臣、湖廣總督張之洞依然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①，試圖在維護封建綱常的前提下推動洋務事業。在知識界，對傳統文化的恪守更是與西方文明的引入形成了有趣的矛盾關係。文化名流辜鴻銘便論述說：“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敵人是體現在我們身上的商業主義精神，這種由自私與怯懦結合而生的商業主義精神，造成了群氓崇拜的泛濫。這種精神的泛濫促成了戰爭的爆發，要制止戰爭，我們就得首先消除商業主義精神。”

1870未死將生的時刻（6）

辜氏本人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矛盾標本”。他早年留學英國愛丁堡大學和德國萊比錫大學，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９種語言，據稱獲得過13個博士學位。他的英文水平號稱“晚清第一”，可同時他又是一個極端的舊學捍衛者，終生長辮青衫，到了民國也死活不肯剪掉那條“尾巴”。他贊同一夫多妻制，最著名的論據是，“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一個茶壺肯定要配幾個茶杯，總不能一個茶杯配幾個茶壺”。在辜鴻銘等人的儒家傳統理念中，西方的商業主義精神是一切萬惡的根源，必須徹底消滅才會令社會太平，國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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