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的著作譯成俄文的無疑比譯成其他各國文字的要多得多。難怪有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開玩笑說，在俄國讀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國還多（附帶說一說，在這個玩笑裡含有比開這個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歷史內容：俄國工人在１９０５年對世界最優秀的社會民主主義文獻中的最優秀的著作表現了空前強烈的、前所未見的需求，他們得到的這些著作的譯本和版本也遠比其他各國多，這樣就把一個比較先進的鄰國的豐富經驗加速地移植到我國無產階級運動這塊所謂新墾的土地上來了）。

考茨基在俄國特別出名，是因為他除了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通俗的解釋，還同機會主義者及其首領伯恩施坦進行了論戰。但是有一個事實幾乎是沒有人知道的，而如果想要考察一下考茨基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危機最尖銳時期怎樣墮落到最可恥地表現出張皇失措和替社會沙文主義辯護的地步，那又不能放過這個事實。這個事實就是：考茨基在起來反對法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米勒蘭和饒勒斯）和德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伯恩施坦）之前，表現過很大的動搖。１９０１－１９０２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捍衛革命無產階級觀點的、馬克思主義的《曙光》，曾不得不同考茨基進行論戰，把他在１９００年巴黎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上提出的決議叫作“橡皮性”決議，因為這個決議對機會主義者的態度是曖昧的，躲躲閃閃的，調和的。在德國的書刊中還刊載過一些考茨基的信件，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擊伯恩施坦之前有過很大的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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