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學派和銀行學派的分歧首先來自對貨幣定義的不同。在關於金本位論戰期間，流通媒介是由金銀鑄幣、英格蘭銀行紙幣和國家（指倫敦以外地區）銀行紙幣組成，而匯票和銀行存款在批發交易中是廣泛使用的支付手段。通貨學派（包括金本位主義者）將“通貨” 定義為金銀鑄幣、紙幣（銀行券）等流通媒介上（李嘉圖，第3卷；諾曼，1833，第23、50頁；麥克庫洛赫，1850，第146-147頁；參見科裡，1987；奧布賴恩，1987等）；銀行學派對貨幣理解比較寬廣，體現了深刻的洞察力，圖克對通貨原理的支持者指出，“貨幣”必須被理解為不僅是金銀鑄幣和紙幣（銀行券），還包括支票、匯票、結算單據以及任何形式的可以作為流通媒介組成部分的、在日常交易中發揮貨幣功能的信用票據（圖克，1848；參見皮威蒂，1987）。“幾乎不存在可以對信用進行歸類的形式，在該形式中，信用經常被要求執行貨幣的功能；無論這種形式是銀行紙幣，還是匯票，或者銀行支票，該過程在每一個實質特徵方面都是相同的，結果也相同。”（富拉頓，1844，第64頁）。銀行學派看到了可用支票的銀行存款取代紙幣成為主要的支付手段，因此，紙幣發行與黃金準備的關係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調節銀行業的活動。通貨學派的支持者雖然也意識到銀行存款能被用來作為購買力，但他們認為英格蘭銀行紙幣（Bank note）發行的數量決定銀行存款的數量。正如漢森（1983，中譯本第174頁）所指出的，“到頭來卻正相反，正確的還是：紙幣發行的規模決定於銀行存款水平”。因此，紙幣發行的規模與其說是貨幣數量增加的原因，不如說是其結果；如果認為合乎需要的限制貨幣數量，唯一可以起作用的方法首先是由銀行來限制信用膨脹（同上，第173頁）。但毫無疑問，擴充套件中的經濟要求有彈性的通貨。1844年銀行特許法對國家銀行紙幣的發行施加的嚴格限制，要不是鈔票已很大程度地為銀行存款所代替，使用支票提取存款已成為這個國家工商界使用貨幣的主要形式，那很有可能導致19世紀後半期價格持續下跌，還很有可能伴隨對生產的嚴重遏制（同上，第157-1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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