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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32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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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沒有一個適當的評價社會福利的標準。它的個人主義的福利觀發展到最後,就只能以“帕累託效率”來評價社會福利,而要達到這種效率,在某些人得到改善時,就不能允許任何人受到哪怕是一點點損害。表面上看,這種福利準則是沒有社會偏向的:它要保證任何人都得益。但是它卻給人們造成了社會選擇的難題:如果不考慮歷史上給定的初始條件,我們可以有無限多個達到了“帕累託效率”的資源配置狀態,而要從一個“帕累託效率”資源配置狀態變為另一個,就總會使某些人透過使別人變壞而變得更好。堅持“帕累託效率”的福利標準,使我們無法在不同的“帕累託效率”的資源配置狀態間進行選擇,從而也不敢對任何人表示出傾向性。

幾乎任何人都明白,現實的經濟政策一般都涉及到要損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以增進另一些人的利益。“經濟自由主義的始祖”亞當·斯密就從來沒有拘泥於新古典經濟學的那種福利標準,他主張一種有社會偏向的福利標準。用當代經濟學的時髦語言說,他要在那許多個達到了“帕累託效率”的資源配置狀態中,挑選出特別有利於中下階層的勞動人民的特定的資源配置來——這就是他的生產勞動學說的真正目的。如果我們真要透過經濟政策來貫徹斯密關於生產勞動的學說,我們就必須設法將更多的資源吸引到物質產品生產、特別是製造業中來,而我們前邊的分析已經說明,這最終要求減少某些富翁和權貴集團的財產與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實行財產權力的再分配哪怕是打著經濟自由化招牌的權力的再分配。斯密本人其實很清楚這一點。在他看來,大地主的收入通常用於供養僕役,富商的收入也大都用來養活這些不生產的人;封建政府在這方面的浪費更是超過私人(Smith,上冊306、318頁)。以斯密對人性的洞見,他不會不知道,如果沒有對這些社會上層的權力和財富的某種限制,是不可能改變這樣的支出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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