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所說的那第一種意味深長的區分，也同樣有著極為深刻的科學和實踐意義。造成這種直接“賺取”收入的工作與靠直接收入“支援的”工作之間的區別的，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源於下述差別：直接“賺取”收入的工作往往生產的是私人物品，而“被支援”的工作則生產的是公共物品，由於市場通常不能提供足夠的公共物品，現代國家常常靠收稅來支援生產公共物品的工作。但是，第二方面的、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更合乎亞當·斯密劃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原意：“被支援”的工作中的一大部分，如軍隊和政府官員的“工作”，對人們並不是直接有用的。它們並不直接增進人民的福利。就是在它們間接有利於人民福利的場合，它們也不過滿足了由人們的社會性所產生的某些需要，如保障和安全等等。而且就是在提供這種“間接有用的服務”時，這些“被支援的工作”也往往同時造成很多使人們感到不幸的東西，如強制、暴力甚至奴役等等。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亞當·斯密才把這些往往由當時最尊貴的人所從事的“工作”算作“非生產勞動”，並且希望儘可能限制它們的數量，把它們限制在最必要的範圍以內。

不過，本文這裡所要重點論述的，是斯密的生產勞動學說在其它方面的意義；它對經濟發展的意義和它所表現的亞當·斯密的社會哲學。實際上，斯密提出他的生產勞動學說的真正用意，就是要從理論上論證他認定的富國之途，這實際上是那個時代英國的經濟發展道路；而在這種富國之道或經濟發展之道中，清楚地體現出了亞當·斯密的社會哲學。對於斯密生產勞動學說的這一方面意義，熊彼特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是他在評價斯密的生產勞動學說上的一大缺陷，是這個評價的不全面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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