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本來計劃經濟是為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經濟執行成本，避免企業和個人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造成資源配置不當和浪費。但是，由於計劃經濟在決策方面的資訊不充分、滯後甚至扭曲，執行過程中的不可遇見因素多，以及官僚主義的阻礙，失誤頻繁，“計劃趕不上變化”、“一年計劃，計劃一年”成為形象的概括。即使改革開放前最好的“一五”計劃，也是在執行了兩年半後才正式確定和公佈，其間還出現了兩次波動。至於1958年以後的計劃，更是缺乏科學性，經濟執行幾乎不是按照計劃，而是按照行政命令，甚至領袖的隨心所欲。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浪費和低效幾乎成為1978年以前體制的代名詞。

在微觀經濟執行方面，公有制也同樣沒有起到調動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的預期作用。在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生產和平均分配，壓抑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一點在當時與“包產到戶”後1978年以後的結果相比，是很清楚的，無須贅述。在城市，“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壓抑了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

由於上述的“倒定額租制”分配製度，職工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及勞動投入和對產出的關心，自然下降，不僅與原來所預期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相去甚遠，甚至不如過去的私有制和“單幹”，因此“懷舊”和商品經濟暗潮總是時起時伏，威脅到“社會主義”，於是“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就成為不可缺少的督促機制，“增產節約”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幾乎沒有停頓過，並且間隔越來越短，聲勢越來越大，論調越來越高，直至爆發打倒‘走資派’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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