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主權獨立國家的共存權利早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時就作為一個歐洲準則而被確立，那麼，這一原則在全球的普及，猶如民族國家形成的國內程序一樣，卻經歷了幾個世紀。在1848年，“統一”（lumping together）僅僅出現在德國和義大利，世界的許多其他地區到現在還沒有實現這樣的統一。19世紀是地域劃分的偉大時期（絕大多數的世界邊界都是在1870－1925年間被確立下來的，它們大多是由英國和法國單方面劃分的）。國家的形成和統一卻要在地域劃分很久以後才會出現，它是一個長期的程序，通常是一個不穩定的問題（在非洲尤其是這樣）。只有在1945年以後，非殖民化程序才使國家形成在世紀範圍內極其接近《宣言》所設想的簡化的模型。此外，由於交通工具的革新、非均衡的階級鬥爭動力和非均衡的資源儲藏而引起的相對主義意味著，地域輪廓不可能長期保持不變。商品流、資本流、勞動流和資訊流都使世界的邊界模糊難辨。偶然性（包括地域重新組合和重新劃分的階段）在此起了很大的作用，從而顛覆了任何簡單的目的論的解釋（這種源於黑格爾的目的論，總是出現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關於未來的觀念之中）。

4、當然，國家是眾多的影響積累和階級鬥爭動力的中介機構（mediating institutions）之一。貨幣和金融也應該受到重視。在這方面，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宣言》之所以對此避而不談，我想部分原因在於，《宣言》的作者尚未從根本上洞察到貨幣、生產、商品交換、分配和生產之間的辯證關係。或許，原因始終就是，《宣言》的作者無力同時面對當時兩股激進的思潮——聖西門的空想社會主義和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前者把資本的聯合和信用的集中視為問題的解決方案，而後者則強調去中心化和強烈呼籲成立工匠和小商品生產者的信用合作社。我們可以把世界貨幣解釋為某種普遍價值的再現。這是一個功能主義的、非辯證的看法。在此，價值作為一種高高在上的觀念，猶如民族觀念一樣，似乎凌駕於個體活動之上。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世界貨幣有了不同的看法，他把貨幣視為價值的再現，這種價值源於物質活動（具體勞動）的特殊性和價值（抽象勞動）的普遍性之辯證關係。當然，具體勞動發生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而抽象勞動獲得的條件是，商品交換變得如此廣泛和普遍，以至於成了一種正常的社會行為。但是，有些機構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間進行著調節。中央銀行、金融機構、交換制度、國家支援的地方貨幣等等，就這樣變成了強有力的調節機構，它們在世界市場上貨幣的普遍性和在我們周圍進行的具體勞動的特殊性之間進行著調節。當力量在日元、馬克和美元之間轉變時，或者當新的機構（如1945年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開始扮演新的調節角色時，這些調節機構也會受到這種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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