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發生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蘇格蘭歷史學派。這一學派的成員試圖通過歷史的研究在那些各不相同、互無聯絡的人類行為之間建立內在的聯絡，進而提供有關社會變化的一般理論。從這方面看，現代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聯絡存在於兩個方面，即科學方法的方面與歷史信念的方面。從科學方法的角度說，蘇格蘭歷史學派的誕生與十七世紀以降的科學發展存在密切的關係。沃爾克爾在探討蘇格蘭歷史學派的工作時將他們的工作與十七世紀科學革命的成就聯絡起來，他說，十七世紀以降的科學發現用收集證據、組織秩序的方式說明自然世界，這一方式啟發了亞當•斯密及其朋友重新總結牛頓、洛克、孟德斯鳩、林奈、重農學派及其他學者在哲學、科學方法、物理學、生物學、政治思想和法理學等方面的發展，他們發現這些偉大的知識進展未能形成對於人類進步的一般描述，於是決心填補這一空白，將科學運用到人類社會的研究之中，進而在理論上論證現代文明的興起。包括哈耶克在內的理論家將歷史主義歸入科學主義的範疇，其理由正是基於歷史學派在方法論上過分地依賴科學方法，它不可避免地忽略作為研究物件的自然與社會的根本性的區別。

從歷史的角度看，蘇格蘭歷史學派產生於歐洲的商業化或世俗化的過程之中。從馬基亞維利到路德宗教改革，政治領域本身正在從宗教的世界向世俗的世界轉化：政治逐漸從信仰的領域蛻化為一個管理的問題，進而又從對主權的關注發展為對於個人主體的關注。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有關市場關係的發展與個人主義政治權利之間的內在聯絡的理論假定得以確立：市場的充分運動建立在個人自由權利的最大化的基礎之上。然而，這一假定立刻伴隨著一個無法迴避的悖論，即一方面市場的運作需要個人自由及其對財產的處置權、需要自由獲取他人的勞動和財產權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市場的運作及其規則（包括財產權）無法離開金融、法律和其它社會制度的保障。後一方面也可以表述為市場的運作無法離開個人對於主權的政治權威的服從。為了克服這一困境，洛克等人試圖用商業社會的概念即個人與政治權威之間的“契約”來定義政治制度；孟德斯鳩則相反，他試圖將社會描述成為個人、階級、法律制度，以及各種體制相互作用的結果，從而社會安排不再被理解為政治決定的產物，而是社會內部各種要素相互運動、自我調節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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