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降，不僅在東西方之間，而且在西方社會內部，有關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論戰持續進行，其中關鍵性的論題涉及理論和政策等不同層面：如何處理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如何處理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與自由競爭的關係，如何處理計劃、調節等經濟手段與自由放任的關係，如何處理貿易保護與自由貿易的關係，等等。這些尖銳的論戰承續了十九世紀古典經濟學所確定的相關概念，如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等，它們之間的分歧與其說是理論性的，毋寧說是政治性的：應該選擇以國家計劃為主導的經濟模式限制自由市場的運動，還是以自由市場瓦解國家干預，獲取更大程度的自由？應該利用國家手段刺激經濟發展，還是聽任市場進行自我調節？當前有關第三條道路的討論只有置於上述討論的歷史脈絡中才能理解：它並沒有在概念的層次對這些爭論進行迴應，毋寧是在政策的層面調和兩者的意見，以期找到一條適應當代社會變化的新道路。

自一九八○年代開始，上述論戰以一種特定的形式在中國知識界和國家決策過程中重新出現。這一論戰發生在國家推動的經濟改革時期，計劃經濟體制的失敗與改革這一體制、創造新的市場制度構成了這一時代的主要內容。對內，國家透過放權讓利、發展企業自主權，以及私有化的方式，將市場關係擴充套件至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對外，透過外貿體制改革，逐漸地將中國納入以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導的全球市場關係之中。在這一背景條件下，自由市場理論、自由貿易論，以及相應的政治理論迅速流行，構成了對於以計劃經濟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學的尖銳批判；而另一方面，在市場擴張過程中，貧富分化、資本外流、社會不公、生態危機、失業、腐敗等等現象迅速蔓延，社會對於公正和保護（社會福利和保險）的需求日益強烈，從而在知識的領域重新出現了新的針對“新自由主義”的各不相同的批判思想。因此，幾乎與一九四O至一九六O年代的歐洲知識分子一樣，不同領域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急切地探討變革的方案，產生了尖銳的思想衝突和理論衝突。當“第三條道路”這一概念傳入中國之時，立刻產生了熱誠的呼應，對於那些既不滿意於現實、又不願意回到過去的人來說，有什麼概念比這一“第三種”許諾更為誘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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