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２年３月２日，上海舉行首次認購證搖號儀式，透過電視臺向公眾直播搖號實況。由工商銀行儲蓄處的搖獎隊負責搖號，上海公證處負責公證，我作為證券公司的代表還講了話。那天搖號發行的是７家公司的股票，１０元面值的股票總髮行量是７０５萬股。搖號結果是：中籤的認購證買眾城實業和異型鋼管的股票５０股，買其他股票３０股，中籤率為１０3％。中籤３０股，也就是折成每股一元面值的股票３００股。有些人買了不少認購證，但沒想到中籤率這麼高，缺少進一步認購新股的資金。有些人一見搖號後買認購證錢已賺回來了，見有人要就願意出讓手中的認購證。而有的人見第一次搖號中籤率就這麼高，又見我們反覆宣傳，年內還有多次搖號，認為買進二手認購證也是機會，從而在上海不少地方形成了股票認購證私下交易市場。最初每份認購證成交價格並不是很高，隨著上海股市的進一步升溫，認購證的價格也不斷攀升，當每百份連號的沒有註明持證人情況的“白板”認購證價格達到一萬元時，不少人懷疑買進的人是否傻了，當每百份認購證的價格漲到２５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元時，很多人深感不可思議。

事後回過頭重新思索此事，從黑市花高價買進認購證的人並非頭腦發熱。可以算這樣一筆賬，就算第一次搖號後，花３萬元從黑市中購入１００本認購證，按前面的演算法，每百份認購證當年獲利平均為５０萬元，扣除最初持有人第一次搖號後獲利的６萬元，還有４４萬元，扣除３萬元買進認購證成本，還賺４０多萬元，實際收益是認購證成本的十多倍。

有些人當年買進認購證帶有一定的喜劇色彩。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１日上海某報刊登一篇題為《悲歡離合認購證》的文章，文中敘述了這樣一件事：有個老太太，把子女給她的３ ０００元錢去存銀行，老太太講不清，銀行錯認為是買認購證，老太太捧了１００份認購證回去。當子女發現搞錯後為時已晚，儘管很生氣，但也沒有什麼辦法。想不到這些錯買的認購證給老太太帶來了意外的５０萬元以上的收益。此事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相信上海之大，無奇不有。記得當年我們證券公司員工按規定是不能買股票的，因而也不能買認購證。但有個員工有親戚的小孩過週歲生日，想想也沒什麼禮可送，就以對方的名義買了5份認購證作為特色禮品送了過去，想不到竟給他們送了一份大禮。

有文章認為改革開放後，上海人的社會價值觀經歷了三次衝擊，第一次是個體戶的衝擊，第二次是出國潮的衝擊，第三次就是股票熱尤其是認購證的衝擊。作者擔心透過認購證致富這種帶有很大投機成分的做法，會影響人們勞動致富的價值觀。今天看來，這種擔心顯得有些多餘。但這篇文章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上海當年的認購證對上海人經濟生活的影響。上海證券市場從成立之初便為上海人提供了不少發財機會，但被大部分上海人一次又一次地錯過了。

第四章（1）

南征北戰

全國性證券市場的形成

1992年，經國務院批准，全國9家特大型企業改製為股份制。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發行時間排名第一的是青島啤酒。青島啤酒股票的發行標誌著中國股票發行市場走向全國性市場。同年，中國證監會成立，幾度春秋的中國股票市場終於擺脫了小打小鬧的局面，拉開了全國大發展的大幕。

申銀改制

1992年12月22日，上海申銀證券公司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正式改製為股份有限公司，這也是經人民銀行正式批准的全國第一家股份制證券公司。

申銀證券公司從工商銀行上海信託投資公司走出來，成為工商銀行全資附屬的證券公司。初期註冊資本僅有3 000萬元，後經一再申請，資本金增加到6 000萬元人民幣，其中含500萬美元。但仍難以滿足申銀證券公司發展的需要，當時建一個證券營業部需要投入500萬元營運資金，我們那點資本難以滿足上海網點的建設需要，更不要說讓申銀證券走向全國了。另外，由於申銀證券公司直屬工商銀行，財稅上套用央企標準，利潤中只有69%的部分可以用於公司自身發展，其餘都要上繳，這更加限制了公司的發展。當時，繼續要求工商銀行追加資本的可能性很小，於是我想把上海財政作為股東吸納進申銀證券，一方面可以增強自身發展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把申銀證券轉為地方金融企業，這樣既可以給地方財稅作點貢獻，又可以得到地方政府更多的支援。

我把這一想法透露給上海當時的財政局副局長周杏英，沒想到她反應很快，沒幾天就告訴我，上海市領導對參股申銀證券公司非常感興趣，立即約我到他們局裡與她以及周友道局長、董鼎榮副局長等詳談此事。隨後，又派企財處副處長趙葉龍和預算處副處長劉紅微等來公司與我們詳談細則。

第四章南征北戰

1991年6月7日的那次雙方洽談，申銀證券的參加人有胡瑞荃、財務部王秉森和陸文清等。當時我們還沒考慮到股份制問題，只是談申銀證券由工商銀行的全資子公司轉為與上海市財政局合資經營的地方金融企業的事宜。初期，上海方面堅持在持股比例上要佔大頭，我堅持要考慮申銀證券公司的歷史延革，應由工商銀行控股，最後雙方各讓一步，達成雙方以50%對50%的比例入股，原申銀證券的行政隸屬關係不變，仍屬工商銀行管理。並商定合資後的申銀證券公司實現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董事長由工商銀行派人擔任，副董事長和監事長由財政局派人擔任。並達成共識：為申銀證券的長遠發展，在公司每年的利潤分配中，稅前利潤的20%充入申銀證券的資本金。

這件事斷斷續續談了一段時間。等我聽說萬國證券已在考慮改製為股份制後，心想證券業發展這麼快，為何不乘機多吸納些股東，改制成股份制的證券公司？這一建議得到工商銀行、上海市財政局領導的全力支援，也得到眾多大型企業的響應。公司為此成立改制領導小組，我任組長，副總經理姜國芳任副組長。經過充分的醞釀和準備，申銀證券公司於1992年正式提出了《關於設立股份制證券公司的申請報告》，我們在申請理由中作了如下闡述：

（一）改制後，股份公司根據有關規定，在稅收、留利使用等方面更有利於企業發展。同時，透過股權關係規範產權及各種利益關係，有利於企業自主經營、自我發展。

第四章（2）

（二）轉換機制，有效支援地方建設。改制前，公司稅利均上繳中央財政，地方收益甚微。改制後，作為地方企業的申銀證券公司，兩年內上繳地方財政稅金即可達到34億元，可支援地方經濟建設。

（三）相互參股，有利於利益共同體的建立。地方財政、金融機構以及上海市大型企業與申銀相互參股，不僅有利於形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而且有利於金融、財政與工業的融合，形成三位一體的新型經濟實體，為上海發展經濟探索新的體制。

（四）職工參股，增強企業凝聚力。改為股份公司以後，職工參股，在經濟上得到更多的實惠，有利於進一步調動職工積極性，加強企業利益共同體的建設。

改制方案得到了工商銀行的支援，隨後，工商銀行和上海市財政局以股份公司發起人的身份向上海市政府、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提出請示報告。再由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向人民銀行總行提出“關於組建上海申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請示報告。

我為此專門趕到北京，得知我們的改制報告報上去後，萬國證券和海通證券的改制、增資報告也到了北京。當時證監會還沒成立，證券公司仍歸人民銀行管理。人民銀行金管司司長金建東告訴我們，申銀證券改制和增資的事“有點夠嗆，人民銀行正忙著籌備華夏、南方、國泰三大證券公司，哪有工夫考慮你們的事”。

改制和增資對申銀證券的下一步發展關係重大，我讓姜國芳在北京盯著這事。當時，姜國芳剛從分行組織處調到申銀證券公司，他善於與人打交道，沒多久就把人民銀行的內部關係搞得很熟。為了穩妥起見，人民銀行金管司並沒有把我們的報告直接遞給行長，而是寫了一份簡報，說明成立股份制證券公司的種種好處，在簡報中附帶了申銀證券公司申請改制、增資的內容。人民銀行的行長們傳閱了這份簡報，都畫了個圈，沒有具體意見。大家都說有希望。

等姜國芳再一次到北京，金管司的路畔生、宋會等就告訴他，行長有原則性意見了，這事可以辦了。果然第二天，金管司幾位處長就把批覆給了我們，正式批文隨後幾天也到了上海。

中國人民銀行證管辦（1992）第101號

《關於上海申銀證券公司改建為股份制公司的批覆》

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

你行滬金管（92）5278號文及有關材料收悉。經研究，批覆如下：

一、同意上海申銀證券公司按有限責任公司的組建原則改建為股份公司。原則上同意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財政局上報的改建方案。

二、請你行通知公司改建的發起單位按有關規定抓緊進行公司的改建工作，及時將改建情況上報總行。